唐朝官场比甄嬛传还精彩前言：白居易一生为官，多次升迁调动，虽不是说每一次都和牛李党争有关，但党争对其政治生涯的影响是很明显的，这也可以看到党争已经深深地渗入了当时的社会生活。从白居易的多次调动之中，看看这场比后宫还精彩的官场内斗。
（一）风光翰林院
清朝翰林院的位置图册
白居易于贞元十九年（803年）初入仕，为中书省校书郎（正九品下）。元和元年（806年）授周至县尉（正九品下）。元和二年十一月入翰林院，以周至尉充翰林学士。元和三年四月，拜左拾遗（从八品上），仍充翰林学士。唐代的翰林学士在内廷侍从皇帝，起草诏书，地位十分显要，就算表现不好，和皇帝混个脸熟总是不错的，所以这是当时认为很有前途的“美官”。但翰林学士是一种差遣官，不载于《六典》，没有固定品级，一般以侍郎、郎中、员外郎等中高级官员来兼任的比较常见。白居易以正九品的县尉、从八品的左拾遗充任翰林学士，可谓是超资破格的提拔，因为唐宪宗非常欣赏白居易的文才，尤其是喜欢他写的《秦中吟》等反映民生的讽喻诗，因而对他特别赏识、青睐有加。
刚开始，唐宪宗对白居易是十分信任，甚至有一点宠爱的。白居易曾当面和宪宗争吵，甚至当众说：“是陛下错！”让旁人都为他捏一把汗。起初唐宪宗也许确实是没放在心上的，但日子久了，对年轻耿直的白居易也不免厌烦起来。更重要的是，白居易曾支持牛僧孺等新进士反对宦官专权的言论，因而得罪了大宦官吐突承璀和宰相李吉甫，后来又极力反对吐突承璀任讨伐叛镇王承宗的统帅，可以说和吐突承璀已经处于势不两立的境地。元和五年五月，征讨王承宗的战事陷入僵局，白居易连上三篇《请罢兵状》，其第三状中言：“不然，则臣合得罪；不然，则陛下罢兵。”也就是要么你降罪于我，把我办了，要么就罢兵停战，只有这两个选择。这简直就是要和宪宗摊牌。
正在这个时候，白居易左拾遗的两年任期届满，按惯例本应可以擢授门下省的左补阙（从七品上），甚至超擢尚书员外郎（从六品上），但是，宪宗却叫大宦官梁守谦亲自跑到白居易的家中，询问白居易的意见。表面上看，这是对白居易的极大恩宠，“其官可听自便奏来”，但实际上是在暗示：“你已经不能按正常渠道升迁了，赶快另谋出路吧。”白居易在宪宗身边待了这么久，对宪宗的想法自然心领神会，于是，他要求离开门下省，出任京兆府户曹参军（正七品下）。
白居易这么做，有几层原因：一是宪宗对白居易已经不再恩宠，不如早点离开，还可以保留一些好印象；二是经过几番较量，白居易深知斗不过大宦官吐突承璀，惹不起总还躲得起；三是朝廷的执政班子对自己很不利。元和五年初的宰相，有杜佑、于頔、李吉甫、李藩、裴垍五人。其中，白居易曾经写《不致仕》、《司天台》等诗讽刺杜佑，杜佑大概不会太喜欢这个锋芒毕露、冒冒失失的年轻人；于頔和白居易更是死对头，白居易曾经上《论于頔、裴均状》，反对于頔入朝当宰相，如今于頔当了宰相，自然不会给白居易好日子过；李吉甫和白居易已经结怨，虽然李吉甫出镇淮南，但还保留同平章事的宰相职务，对朝政有影响力，而且随时可能回朝掌权；李藩曾受杜佑提拔，还被杜佑救过一命，是杜佑的门生故吏，白居易恐怕也很难得到李藩的好感，最重要的是，李藩的本官正是门下侍郎（门下省的实际负责人），是白居易的顶头上司，白居易不能按照常例在门下省升任左补阙，很可能就是栽在李藩手里；唯一和白居易关系较好的裴垍，此时地位已不稳固，很快就被免去了相位。面对这样的领导班子，白居易很难受，不得不考虑换个环境了。而户曹参军虽然是地方官，但仍在长安城内，品级也比补阙、拾遗都高，也算是提拔了，更何况，还是个管财政的肥缺！白居易在放弃政治前途的同时，可没忘记在经济上作一些补偿，实在是现实得可以。
（二）丁忧与起复
白居易在京兆府工作还不到一年。元和六年（公元811年）四月，白居易的母亲陈氏去世了。按照当时的制度，白居易必须辞去官职，回家守丧，即所谓“丁忧”。丁忧的期限是27个月，服丧满27个月后，即可起复，重新安排职务。
然而，白居易在下邽老家老老实实地呆了27个月，于元和八年（813年）七月除丧服，却迟迟没有等来起复的诏书。原来，就在白居易丁忧回家的那一年，李吉甫从淮南节镇回朝，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再次执掌朝政，白居易除服之时，李吉甫正在相位，起复的事肯定是卡在李吉甫这里了。
一晃元和八年就过去了。时间进入元和九年（814年），此时白居易除服已经半年，却没有丝毫得到起复的迹象。到了二月，长安更是传来一个坏消息，和白居易关系甚密的前辈同僚、宰相李绛被免职，而白居易的死敌、大太监吐突承璀则从淮南监军任上返回朝廷，任神策军左军中尉，再次登上了权力高位。此时，白居易再也坐不住了，他给礼部侍郎崔群、中书舍人钱徽写信，请求他们帮忙。两人是白居易在翰林院时的同僚，交情不错，但他们不掌握人事权，更动不了李吉甫，恐怕也是爱莫能助。
这年十月，转机出现了，李吉甫病死了。12月，韦贯之以尚书右丞为同平章事。韦贯之也曾与杜佑不和，又在元和三年的对策案中支持牛僧孺，与李吉甫不协，他和白居易倒是有不少共同之处，再加上崔群和钱徽从中斡旋，白居易起复的事情终于落实下来了。元和九年十二月，白居易等到了迟来的诏书，授太子左赞善大夫（正五品上）。此时，白居易离开长安已经将近四年了。
（三）江州司马
太子左赞善大夫肯定不是白居易理想的职位，只是聊胜于无而已。此前白居易当翰林学士时，虽然级别不高，但深得皇帝信任，每每参与策划军国大事，责任感、荣誉感极强。这次回来当太子左赞善大夫，虽然也是所谓“常参官”，每天上班前要觐见皇帝，但只是象征性的打个招呼而已。而太子东宫的日常事务，主要由左右春坊的左右詹事负责，赞善大夫只是不时参谒而已，没有具体负责的事情。这让白居易颇为不习惯，以至于向老友李绅发出“一种共君官职冷，不如犹得日高眠”的牢骚。
白居易并没有无聊太久，就碰到了一件震惊朝野的大事。宰相武元衡在上朝途中被刺杀身亡！此前武元衡正在策划招讨反叛的藩镇，因而当时的几个强藩王承宗、李师道、吴元济均有作案嫌疑。而就在几天前，武元衡与王承宗的使者发生冲突，以至王承宗数次上表诋毁武元衡，两人的矛盾已经公开摆在了台面上，因此当时普遍认为王承宗的嫌疑最大。但是蹊跷的是，主政者并不急于查捕凶手，反而放言：“贼穷必乱。”有意放缓案件侦破的步伐。这大概是因为当时的宰相们一致认为要先集中兵力征讨淮西吴元济，不想过早和王承宗撕破脸，于是把武元衡当成了牺牲品。但由于迟迟抓不到凶手，以至朝官不敢上朝，长安城笼罩在一片恐怖气氛中。
白居易闲了许久，碰到这样的机会，自然不肯放过。他赶紧上疏阐述武元衡案的严重性，并要求尽快抓捕杀害武元衡的凶手。这本来是非常合理的一个请求，但却和当时宰相们的政策不符。当时的宰相，即担任“同平章事”职务的，除了已死的武元衡，还有张弘靖、韦贯之、韩弘、王锷四人。张弘靖是杜佑门生，对白居易本来就没有什么好感，而且他和王承宗关系特别密切，因而主张讨伐淮西吴元济，反对讨伐王承宗；韦贯之倒是可能对白居易有些好感，但不幸的是，他当时也主张先集中兵力讨伐相对孤立的淮西吴元济，对于王承宗则尽量以安抚为主；至于韩弘、王锷，都是以藩镇兼任宰相的，他们向来反对强硬削藩的武元衡，对于武元衡被刺，他们弹冠相庆还来不及，自然不想去追查王承宗的罪行。更何况，白居易以前还弹劾过王锷，使王锷晚了6年才当上宰相，王锷对白居易可谓恨之入骨。还有就是吐突承璀，这个白居易的死对头一直在寻找机会报复白居易。白居易的上疏，违背了张弘靖、韦贯之的政策，他们不便说白居易的上疏内容有何不妥，转而指责白居易身为东宫官属，不当先于谏官言朝廷事，因而有僭越职权之嫌。王锷等人更是进一步罗织罪名指控，白居易的母亲因看花堕井而死，而白居易作《赏花》及《新井》诗，可谓不孝，甚伤名教，应当受到处罚。吐突承璀、张弘靖等人正好借此机会将白居易赶出朝廷，以免他再多言生事，于是准备将其贬为江表刺史（江表即江外，长江以南）。
就在宰相们还在研究将白居易安排到南方的哪一个州比较好时，忽然又杀出一匹黑马，中书舍人王涯上疏论述白居易的罪状，认为白居易既然罪在不孝，就不宜治郡，没有资格作一州的长官。宰相们同意了王涯的意见，决定将白居易贬为江州司马（今江西九江）。本来，王涯是白居易以前在翰林院的同事，在元和三年的对策案中，白居易作为复策官极力维护原来的结果，其实也是在帮助王涯。如今王涯竟然恩将仇报、落井下石，可谓卑劣，这对白居易的精神打击是十分巨大的，也让白居易深刻领略了世道人心的险恶。王涯之所以做出这么阴险的事情，显然是在讨好吐突承璀和当朝宰相，果然，一年之后，王涯就取代了韦贯之，任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登上了宰相之位。
（四）量移忠州
白居易在江州当了四年的司马。客观地说，白居易在江州的生活并不算差。首先，江州是个大州，地处水陆要津，十分繁华，白居易在《琵琶行》中说的“住近湓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期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纯属主观化的夸张和渲染，为了衬托诗人的感伤而已。其次，江州司马是从五品的高官，虽然不执掌具体事务，没有实权，但秩禄优厚，衣食无忧。当然，白居易志存高远，特别是与他在翰林院襄赞军国大政的风光相比，江州司马实在是个太委屈的差使。不过，也正是因为比较清闲，白居易才得以悠游山水之间，写下诸多优美诗篇，建造庐山草堂，为后人留下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第三，白居易虽然被贬黜，但毕竟是在皇帝身边呆过的人，说不定什么时候又调回去当大官去了，所以像他这样的贬谪官员，一般还是受到地方长官的尊重的。更何况，当时的江州刺史崔能和白居易是世交。白居易的叔父白季康曾任溧水县令，而崔能的叔父崔衍曾任宣歙观察使，白季康是崔衍的老部下，当年白居易在宣州参加贡试，就是通过白季康得到了崔衍的关照。因此，当白居易达到江州的时候，崔能亲自率领全体州府官属出城迎接，给予了超规格的待遇。不难想见，白居易在江州的工作环境相当令他宽慰，比起长安的险恶和压抑来说，不知好了多少倍。
不过，白居易也不能长久地呆在江州。他一直在谋求“量移”。量移是唐朝对贬谪官员逐渐减轻乃至取消处罚的一项制度，一般是通过调动，提升职位，或从偏远地区调到离长安较近的地方任职。
从元和十二年（817年）开始，朝廷政局逐渐出现了有利于白居易的变化，首先是白居易在翰林院的老领导崔群出任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当上了宰相，而陷害白居易的王涯则被罢免了相位；其次，元和十二年十月，唐邓随节度使李愬攻克蔡州，吴元济被擒，反叛朝廷六十余年的淮西被平定了，宪宗非常高兴，于次年即元和十三年正月宣布大赦，像白居易这样犯轻微过失的官员，自然也在大赦之列，这就为量移提供了契机。
于是白居易写信给崔群，请求他帮忙。当时的江西观察使裴堪、江州刺史崔能也为白居易说了不少好话。于是，在元和十三年（818年）冬天，量移的诏书终于达到江州，任命白居易为忠州刺史（今四川忠县）。忠州是偏僻之地，与江州没法比，但毕竟级别上去了，也算是升官，白居易还是很高兴的，他赶紧到洪州（今南昌）向观察使裴堪辞别，表示感谢，然后就乘船溯江而上，匆匆赶往忠州上任去了。
（五）回长安
元和十四年（819年）三月，白居易经历了过三峡时的数次艰险，终于到达忠州。他在忠州的生活很郁闷，因为他听不懂四川话。他在《征秋赋毕，题郡南城楼》一诗中抱怨：“安可施政教？尚不通语言。”方言隔阂让他很难开展工作。
忠州的经济条件也非常有限。白居易在《即事寄微之》中向好友元稹诉苦：“衣缝纰缧黄丝绢，饭下腥咸白小鱼。”一州之长的衣食尚且如此，当地民生之艰，可想而知。
正在白居易思忖着如何带领忠州人民脱贫致富的办法的时候，又一件震动全国的大事发生了：元和十五年（820年）正月，唐宪宗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暴毙身亡！朝廷公布的死因是服食丹药中毒，因此处死了配制丹药的道士。但坊间纷纷传言是太监王守澄、梁守谦、陈宏志等人谋杀皇上。甚至有人猜测皇太子也参与其中，因为另一大太监吐突承璀一直在密谋废太子，立沣王李恽，结果吐突承璀和沣王都在宪宗晏驾之夕被梁守谦率兵杀死，于是皇太子顺利即位，是为唐穆宗。
白居易来不及分析这诡谲的前因后果，他已经深深地陷入沉痛和哀伤。唐宪宗对白居易可谓有恩也有怨。将白居易从一介九品县尉瞬间拔擢至中央内廷的翰林院，参与大政，充分显示了这位英武睿智的君主识人用人的魄力。但后来他对白居易由爱生厌，以至听信谗言，将白居易贬至江州，则是他渐滋骄奢，自我膨胀的结果。因为他宠信、纵容宦官，最后自己也丧身于宦官之手，这大概是他始料未及的。以儒生自命的白居易始终对这位提拔过自己的皇帝忠贞不渝，客观地说，他随侍宪宗左右大约有三年多的时间，应该还是有一定感情的，即使横遭贬逐，这份忠诚也未曾动摇过。白居易在写给李绛的《奉酬李相公见示绝句》中谈到他“初闻国哀”时的情景：“涕泪满襟君莫怪，甘泉侍从最多时。”就是这种感情的一种倾泻。
宪宗之死在让白居易伤感的同时也给白居易带来了转机。年轻的穆宗大概是个文艺青年，十分爱好诗文，推崇文采斐然的士人。白居易诗名盖世，早就让穆宗仰慕已久了，他一即位，就着手将宪宗所贬逐的一批文士们纷纷召回朝廷，其中自然少不了白居易。
穆宗所任用的宰相也与白居易颇为相投。除了宪宗时已在位的裴度、令狐楚、崔群均与白居易关系相善之外，新上任的萧俛、段文昌均是以文学见称的名士，与白居易有着天然的亲近。萧俛还与白居易是元和元年书判拔萃科的同榜进士，有着同年之谊。段文昌虽然在后来的复试案中与白居易立场对立，但此时尚无恩怨，他至少对白居易没有坏的感觉。一切似乎回到了元和初年，展现在白居易面前的又是一道如锦如绣的光辉前程。
（六）升官又发财
元和十五年四月，白居易接到诏书，改授刑部司门员外郎（正六品下）。次月，白居易回到久违的长安。白居易当时已经文名盖世，又是前朝旧臣，因此深得穆宗敬重。白居易在司门员外郎的位置上才坐了大半年，元和十五年十二月，白居易又接到诏书，穆宗任命他为礼部主客郎中（从五品上）、知制诰。知制诰是中书省负责审核、起草制书的官员，随侍皇帝，执掌机要，地位十分显赫，其职能近似于翰林学士，但相对而言其独立性更强，地位也更高。白居易再次进入了中央权力核心，有了发挥才华的大舞台。更让他高兴的是，自从被贬江州以来一直跟随在他身边的弟弟白行简也被任命为左拾遗，兄弟两人都能在皇帝身边工作，以时人眼光来看，是一件非常荣耀的美事。
在唐朝，有所谓“职官”的概念，这个“职官”可不是现在所说的“官职”，而是包括“职”和“官”两部分。“职”是指职事官，白居易前面所任的主客郎中就是他的职事官。而“官”主要是指散官，其原本含义是用来区别各种政治经济待遇的官品级别，比如在唐朝前期，官员俸禄是按照散官的品级来发放的，但后来散官逐渐失去实质作用，特别是官员俸禄改成按职事官品级来发后，散官就变成了仅具有礼仪上的象征意义。比如，官员衣服的颜色，仍以散官为准来区别，即三品以上服紫、四五品服绯、六品及以下服青（绿）。白居易此前虽然职事官已当到主客郎中（从五品上），但其散官仅为朝议郎（正六品上），所以只能穿青色的朝服。这不仅是待遇问题，更是面子问题。白居易对此是颇为耿耿于怀的。他多次在诗中抱怨未能穿上绯色朝服。有一次他写诗给京兆少尹元宗简说：“凤阁舍人京亚尹，白头俱未着绯衫。南宫起请无消息，朝散何时得入衔？”这诗写得也太过于直白了，虽然有些拿自己开玩笑的自嘲成分，但也还是反映出了白居易思想中比较世俗、功利的一面。
人的好运气要来的时候挡也挡不住。白居易并没有等太久，新年到了，穆宗宣布改元长庆，大赦天下，文武百官皆有封赏。在这次赏赐的狂欢中，白居易被授予朝散大夫、上柱国。朝散大夫是五品散官，白居易终于可以穿上他念念不忘的“绯衫”了。上柱国是最高级别的勋官，虽然当时有授勋过滥的嫌疑，但有总比没有好。白居易的妻子杨氏也得以夫荣妻贵，被授予弘农郡君的封号。
白居易很可能还得到了一笔数目不小的赏钱，因为刚过完年，白居易就在长安买房了。这套房子位于长安朱雀门大街东第五街的新昌坊，套用现在北京的概念，大约应该相当于所谓的“五环外”。地段有点偏，而且房子似乎也不大，按照白居易在诗中所说：“阶墀宽窄才容足，墙壁高低粗及肩。”不过白居易已经很满足：“且求容立锥头地，免似漂流木偶人。”这毕竟比以前的租房生活好得多了。看来唐朝和现在一样，能在京城买套房是件非常不简单的事情。
好事还在后头。就在白居易买了新房子的半年多之后，又被任命为中书舍人、仍知制诰。中书舍人为正五品上，相对而言品级也不算特别高，白居易在贬谪江州之前任太子赞善大夫就是正五品官，但中书舍人权力极重，则是赞善大夫无法比拟的。按唐朝的三省体制，中书省的长官是中书令、副长官是中书侍郎、中层是中书舍人，三个层级构成中书省运作的基本框架。但到中唐以后，中书令一般空缺不置，中书侍郎则兼任同平章事（即宰相），不在中书省办公，因此中书舍人就成了中书省的实际负责人，其职能是接收尚书六部的奏议，并提出初步的处理意见上报宰相（按常理，多数情况下会得到认可，否则宰相会累死），在整个政务运作的流程中处于重要的基础地位。据《唐会要》等书记载，在中书省的办公地点，单独设有“舍人院”作为中书舍人的办公室，以便将中书舍人与省内其他职员区分开来，可见其地位之与众不同。中书舍人除了政务决策外，往往还充任皇帝的使者，出外宣布敕旨、审理刑狱，因此《通典》称中书舍人为“文士之极任、朝廷之盛选，诸官莫比焉。”中书省一般设六名中书舍人，在唐朝后期，六名中书舍人有“分押六曹”和“五花判事”两种分工模式。“分押六曹”是每一名中书舍人分别对应且独立地负责尚书六部中的一部，对其负责的部门提出的奏议自行提出意见后上报宰相；“五花判事”则是在分押的基础上，一名中书舍人对自己负责的部门的奏议提出意见后，还要附上其他五名舍人的意见，才能报宰相裁决。简单地说，“分押六曹”是独任制，“五花判事”是合议制。显然，实行“五花判事”后，中书舍人的权力被其他五名同僚分散牵制，有所削弱，但其基础性地位并没有改变。而白居易以中书舍人兼知制诰，可以说是既有建议提案的权力，又有审议决策的权力，地位尤为隆重。后来成德军叛乱的时候，白居易提议田布出任魏博节度使，调魏博兵力征讨成德。田布临行前送给白居易五百万钱以示酬谢，当然，清廉守道的白居易委婉地加以拒绝了，但由此可以看出中书舍人职权之显赫。
（七）去杭州
白居易这次回朝任职，可谓官运通达，顺风顺水，坐到了位高权重的地位。可是，他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除了上次贬逐使他形成的崇信佛道隐逸、以官位为“杀身地”的仕途险恶的内心确信之外，更主要的是，他和好朋友元稹的关系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
早在白居易被贬江州之前，元稹就因为得罪宦官而被贬到江陵、通州等地，在唐穆宗即位后，才和白居易一起回到长安，任祠部郎中、知制诰。此时白居易也在中书省知制诰，而祠部郎中和白居易的主客郎中同属礼部，两人的本官和差遣官都在同一部门，老友重逢，又在一起共事，本来是极美好的事，可白居易很快就发现有些不对劲，这位老友和以前似乎有些不同了。
过去的元稹，和白居易一样血气方刚，痛恨扰乱朝政的宦官，因为得罪宦官，数次遭到贬谪，甚至被宦官殴打致伤。后来，元稹被贬到江陵府任士曹参军，江陵即今湖北荆州，时为荆南节度使驻地，当时荆南节度的监军宦官是崔潭峻。这是一个改变了元稹的命运和世界观的人。元稹长期与宦官为敌，本以为到了江陵会受到监军的各种刁难甚至侮辱，但是崔潭峻却没有这么做。崔潭峻属于宦官集团中比较开明的一派，其个人喜爱诗文，非常风雅，对诗才横溢的元稹非常欣赏，因而不但没有任何责难，反而多有关照。开始元稹还有些警惕，后来发现崔潭峻确实对他不错，他的想法逐渐改观了，再加上此前的经验，跟宦官作对还真是混不下去，不如和宦官走得近一些，在政治上还有些机会，既然当官就要当大官嘛，人何必和自己过不去呢。果然，在穆宗即位后，崔潭峻回到内廷，升任宦官集团的第三号人物——左枢密使，元稹也因而得调动到尚书省任膳部员外郎。接着，崔潭峻把元稹的作品《连昌宫词》拿给穆宗看，穆宗十分喜爱，崔潭峻乘机把元稹召进宫来，让他和穆宗当面一谈。不出所料，元稹和穆宗相谈甚欢，穆宗当天即提拔元稹为祠部郎中、知制诰，不久又任翰林院承旨学士（即首席学士、翰林院的长官），进入朝廷权力中枢。
在这样的背景下，白居易感到和元稹有些谈不来了，至少在关于宦官专权的话题上，两人的分歧越来越明显了。
就在这时候，发生了一起当时看来不算重大，但事后看来却是影响深远的事件，即前文提到过的进士复试案。当科的主考官是钱徽、李宗闵、杨汝士，这三人中，钱徽是白居易的老同事，两人曾同在翰林院为翰林学士，李宗闵是白居易的门生，杨汝士是白居易的内堂兄。考试前，宰相段文昌、翰林学士李绅请钱徽等考官关照他们的熟人，但考完后他们发现，他们要求关照的人一个都没考上，倒是裴度的儿子裴撰、李宗闵的女婿苏巢、杨汝士的弟弟杨鲁士考上了。二人大怒，跑到穆宗面前检举钱徽等人徇私舞弊。此时元稹为知制诰、李德裕为翰林学士，均是穆宗身边的红人，他们也支持段文昌和李绅，认为钱徽等考官徇私舞弊。进士科考是当时的朝廷盛典，比现在考公务员要隆重得多，因此进士科考作弊也比现在公务员考试作弊还要严重得多，更何况是考官作弊！穆宗对此事十分重视，让中书舍人王起、主客郎中白居易等人对考上的14名进士进行复试，结果这14人中只有3人合格，原来考上的裴撰、苏巢、杨鲁士均被黜落。白居易也是这次复试的考官，但他指出，复试虽然淘汰了很多人，但这不完全是因为这些人都不合格，而是因为考试的方式不同，复试比初试更严，比如初试允许带参考书，时间为通宵，而复试不允许带参考书，时间为两支蜡烛，“促迫惊忙，幸皆成就；与夺之际，或可矜量。”因此他主张维持原来的考试结果，对考官也不再追究，息事宁人，维持朝廷体面。客观地说，本案双方均有过错，李宗闵、杨汝士确有徇私舞弊之嫌，但段文昌、李绅跑关系走后门又公报私仇也不对。白居易的办法虽然有点和稀泥的性质，但也不失为平息事态的一种方式。然而元稹、李德裕执意要打击李宗闵和裴度，对白居易企图协调双方关系的办法，他们毫不理睬，最后，钱徽被贬江州刺史、李宗闵贬剑州刺史、杨汝士贬开江令。李德裕这么做也就算了，而元稹为了私利也丝毫不给白居易面子，颇让白居易有些生气。
还有更糟糕的事情。因为穆宗的宠爱和崔潭峻等大宦官的暗中支持，元稹的政治野心越来越大，他的下一个目标是当上宰相。唐朝实行集体宰相制，宰相是有固定员额的，也就是上来一个就必须先下去一个，而元稹瞄准的是裴度的位置。裴度年纪长于白居易和元稹，是二人的前辈，曾对二人颇多关照。但此时元稹为了当上宰相，已经不择手段，决意要把裴度赶下台。对于白居易来说，这就不光是生气，而是绝对不可接受的事情了。
当时因为朝廷对一度归顺的河北藩镇处置不当，以至卢龙军（治幽州，今北京）大将朱克融囚禁节度使张弘靖、成德军（治镇州，今河北正定）大将王庭凑杀死节度使田弘正，举兵叛乱。裴度当时以宰相兼任河东节度使（治太原），就地充任镇州四面行营招讨都统，集结河南河北诸道兵马准备讨伐王庭凑。但元稹却以准备不足，不宜立即开战为由，极力反对裴度集结兵马的做法，甚至还主张为了暂时缓解形势，应下诏赦免王庭凑，正式授予其节度使的旌节。当时元稹执掌翰林院，跟随在穆宗左右，他整天向穆宗灌输他的观点，而穆宗年纪尚轻，很容易被荧惑，加上对元稹的宠信，最终竟然采纳了元稹的观点，赦免了王庭凑，任命他为成德节度使，并罢去裴度的节度使、都统等职务，派往洛阳充任东都留守。裴度失势之后，元稹在宦官们的直接支持下当上了宰相。但事情还没有解决，裴度的兵权免去了，王庭凑却不肯罢手，仍然围困着深州，深州刺史牛元翼危在旦夕，不断向朝廷告急求援。
其实元稹并不是不想讨伐王庭凑，他只是不想让裴度来做这件事而已。他暗中在策划着他的另一条“妙计”。他通过一个叫作于方的人结识了两个江湖侠士于友明、王昭，据称二人长期云游燕赵一带，武艺高强，熟悉成德军内部情况，他们可以潜入深州，救出牛元翼，甚至刺杀王庭凑，促成罢兵。为了方便二位侠士行动，元稹未经其他宰相商议同意，擅自书写了盖有吏部、兵部大印的空白告身（任命官员的文件）二十份，交给二侠，授权其酌情给赐。可是元稹这事情办得实在太不周密，居然很快就被人知道了，更可怕的是，元稹的做法还被人告发是准备谋杀裴度。穆宗和其他几位宰相都非常震惊，命三法司及神策军、京兆府联合调查此案，经过一阵折腾（元稹曾一度被软禁在家），最终证明所告不实。但元稹伪造朝廷告身，也是不轻的罪行，好在穆宗怜惜元稹，只是免去了他的宰相职位，改任同州刺史。至此，元稹只当了六个多月的宰相。
至于王庭凑的事情，最后是由兵部侍郎韩愈冒着生命危险前往王庭凑的军营宣谕，才勉强说服王庭凑罢兵停战，救出了深州刺史牛元翼。
就在元稹谋划着罢免裴度兵权的时候，白居易向穆宗上了一道《谏请不用奸臣表》，直接指斥元稹是“奸臣”，表中甚至说：“臣素与元稹志交，本不欲发明。伏以大臣沉屈，不利于国，方断往日之交，以存国章之政。”两人已差不多到了要断交的地步。
然而，于方一案让元稹彻底惊醒，人生的起伏促使他感到，高官厚禄纵然美妙，却不过一阵烟云，哪里比得上知心朋友一生一世的真挚之情！他反复写信、写诗寄给白居易，谋求白居易的谅解。他在诗中发誓表明心迹：“唯应鲍叔犹怜我，自保曾参不杀人。”向白居易保证自己虽然行事不够光明磊落，但也没有做过对不起道义良心的事。又称自己：“癭骨欲销犹被刻，疮痕未没又遭弹。”处境悲凉，企求老友同情。
心软的白居易自然谅解了元稹，否则就不会有后来二人在钱塘江畔对诗唱和的雅事了。但是，时政之乱也让他颇感长安这个是非之地的危险，他打了份报告给当时的首席宰相李逢吉，请求出任外州刺史。李逢吉是早期牛党的支持者，对白居易自然是十分关照的，他爽快地答应了白居易的要求，并且给白居易安排了一个极好的任地——杭州。
白居易此前也在忠州当过刺史，但忠州贫穷偏远，而杭州却是当时雄甲天下的大州，白居易能治理好这个繁华迷人的烟花之地吗？他会在杭州留下什么故事呢？他还能继续升迁吗？
请看《白居易与牛李党争》下一节《杭州的美好生活》。
太长，分两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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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撑了3500年的伞其实很反人性，这位大叔一招将其颠覆，恢复了伞该有的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