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以及清不属于中国历史的论点，主要是日本人这么认为的。但我无法认同这样的观点。当下有很多类似 元，清不属于中国 的论调，我觉得历史研究者应该警惕这样的论调。持这种论调的人也多有日人支持背景，需要国人务必警惕。
元朝是中国吗？那么元朝历史的人们也以为自己的国家就是“中国”吗？
元朝的汉人确实是这样认为的。但是根据我们今天的知识，元代的蒙古语中并没有产生出一个特定的专有名称，可以用它把中国各大区域合在一起，当作一个政治单元来称呼。那时候的蒙古人把元朝看成是好多不同地区的集合。
蒙古高原是“达达田地”（monggul-un ghajar）；原来的华北就叫“契丹”；西夏即今天的宁夏一带叫“唐古特”；西藏是“图伯特”；云南有两块：一块叫“察汗章”即“白爨”（丽江地区），一块叫“哈拉章”即“黑爨”（大理及其以东地区；大概先是西藏人把云南叫作“爨”，而蒙古人是经过西藏进入云南的，所以他们跟着藏人把云南叫作“爨”，然后又分成丽江、大理两个不同地区）；原来南宋的地区则叫作“蛮子田地”或“南家思田地”（nanghiyas-yin g hajar）。
在蒙古语里所有这些地方作为一个整体有没有一个特殊名称，用来指代将上述那些地区合并起来，亦即大体相当于今日中国的疆域？似乎没有。到了清初，蒙古语里才有dumdadu ulus一词，就是“中国”（Central Kingdom）的意思。它应该是从满语的tulinbai gurun翻译过去的。但到现在为止，我们并没有看到它在元代蒙古语文献中的存在。
既然如此，元朝还是不是可以被认为就是中国呢？
韩国学者金浩东几年前在一篇文章里指出，“大元”就是蒙古语中“大蒙古国”（Yeke Mongghul Ulus）之名的另一个对译。因此他断言：“‘大元’并不是蒙古帝国分离后的其中一个由忽必烈以中国为中心建立的国家，而是从俄罗斯到太平洋拥有欧亚大部分地区的蒙古帝国本身。”他的见解应该说大体是对的。
不过上面这段话同时也突显出另一个不容分辩的事实，那就是在构成蒙古帝国的各部分于1250至1260年代之际互相分离之后，在东亚就有了一个“由忽必烈以中国为中心建立的国家”。今日所谓“元朝”，就是指这个从蒙古帝国分离出来的“以中国为中心建立的国家”。这一来，“大元”的名称就变得不如金浩东所说那么简单了：它既可以用作大蒙古国的对译，并且在汉文化的“天下”观影响之下被元人继续看成是一个远远超出元朝直接控制的疆域，而将它的“西北诸藩”全都囊括在内的政治实体；同时它也可以指元代中国而言。
所以，元朝的蒙古人心目里并没有这么一个“中国”的概念，并不意味着由此就可以推论说，元朝不是中国。
再往深一点说，元朝是不是中国，主要应由两个因素来决定。
首先是与元朝版图重合最大的现代国家究竟是哪一个？元朝的人口主体，它的经济、文化中心，包括元朝政治中心，也就是它的首都，究竟位于今天的哪个国家？这么一看不就很清楚了吗？元朝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心，人口的主体部分，都在今天中国的版图之内。它跟中国版图不能重叠的地方，主要是今日蒙古国以及它西面的地方，其实还包括新疆，因为新疆当时是察合台汗国的——新疆是到了清朝才归入中国版图的。如何看待超出当代中国边界的那些曾属于历史上的中国的疆域？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接下来还会提到的。
决定元朝是不是中国的另一个因素是，建立元政权的最高统治集团是否属于组成当代中国的各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答案也是肯定的。现代的蒙古民族是一个跨境民族，在全世界的总人口在一千万左右。其中有650万蒙古人分布在中国，在蒙古国有约230万，在俄罗斯则有90万。内蒙古自治区作为蒙古族数百年来世代居住的历史家园，拥有420万蒙古族人口。如果肯定蒙古族是我们这个多民族统一国家不可分割的组成民族之一，那么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可以认为，由它建立在主要属于今日中国地域之上的元朝，竟不应该被视为就是一个历史上的中国？
由汉族建立起来的诸多王朝，在历史上往往将自己的版图扩张到属于非汉族人群的各地区。我们从来不会因此质疑他们统治非汉族地区的正当性。为什么当中原王朝的宝座上坐着一个出自中国少数民族的皇帝时，这个政权的中国属性就变得不那么令人觉得理所当然了呢？其实，这是汉民族的主体性意识或汉文化属性被不自觉地全然等同于“中国性”这样一种不正确，但又似乎是不证自明的想法在我们脑子里作怪的缘故！
如果明白了以上两点认识，那么元朝乃至清朝是不是中国的问题就会变得容易回答得多。元、清统治下的人口主体即汉人们，多认为历史的中国在他们的时代延续着，不过那时候的中国皇帝变成了蒙古人或满洲人而已。出现在元、清汉语文献里的数不清的“中国”称谓足以表明这一点。如果元朝最高统治者也像满洲皇室那样具有“中国”的概念，那当然更是一个最直截了当的证据，以最简单的方式将元朝的中国属性显现无遗。
蒙古人对于元朝作为政治单元实际上是有一个相应概念的；把西北诸王治下的各地区排除在外，他们把大汗直接治理的地域称为“大兀鲁思”（yeke ulus）。尽管他们从不把这个“大兀鲁思”叫作“中国”，但这一点已经远远没有如我们乍一想来那么重要了。正如我们不能只用当日汉人以元、清政权为中国的观念来证明元、清的中国属性，蒙古人或满洲人有没有这样的意识，同样不是论证过程中一项必不可少的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