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是大唐帝国289年国祚的分水岭，它既可以说是在此之前137年时间里大唐积重难返的痼疾的病发，也可以说是大唐病愈之后可健在152年的药引。很多人都认为安史之乱颠覆了大唐江山，造成藩镇割据局面，但为何在此之后大唐仍能垂死挣扎152年？在这内外交困的过程中历届执政者又是如何绝地反击，向死而生的呢？这是本篇文章需要讨论的问题。
不可否认，李唐王朝的建立离不开关陇贵族，且具有胡人血统。玄宗以前，各个君主都在极力摆脱关陇贵族的控制，这就是大唐王朝前半程的痼疾所在。太宗以后，历届皇帝都任用藩将。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两个背景。
同样是任用藩将，不同的是，太宗皇帝全部任用部落酋长，玄宗任用的是寒族胡人。这一变化的关键因素是高宗时期，突厥脱离大唐的统治，自立门户。所以到了玄宗时期，为了摆脱关陇贵族，又为了避免藩将的首领割据独立，他开始任用没有背景且身份卑微的寒族胡人。
与此同时，大唐周边也危机四伏，北有突厥、契丹、奚，西有吐蕃、南诏国。为了有效防御异族入侵，同时又结合大唐的国情。玄宗不得不在边境设置大量的藩镇，以及任用寒族胡人为节度使。天宝年间玄宗在边境设置十个藩镇，其中东北方的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为粟特人安禄山，西北方的河西、陇右两镇节度使为突厥人哥舒翰。
至玄宗朝，关陇贵族被祛除，继而崛起的是大量的军镇，可谓是旧疾刚除，又添新病。
安史之乱爆发后，帝国面临四个危机：
一、帝国内部危机：玄宗与肃宗之间的矛盾；肃宗与永王之间的矛盾。
二、党项、吐蕃等异族对关中的威胁。
三、藩镇割据。
四、财政困难。
内部危机
这种内部从中央到地方的阶级矛盾以及外部的民族矛盾，任何一项都是致命的问题。此时李唐的政权危若累卵，入不敷出的财政，羸弱不堪的军事，大唐王朝似乎跌入绝境。但大唐王朝抓住了这些危机内部的薄弱点，形成了相互牵制、各个击破的破局路线。最终转危为安，向死而生。
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天宝十五年六月，安禄山攻克潼关，玄宗出逃四川，于马嵬驿处，太子李亨与玄宗分道扬镳北上灵武。7月12日李亨在宁夏灵武继位，遥尊玄宗为太上皇。7月15日，奔蜀途中的玄宗发布一道《幸普安郡制》。
这道诏令的中心思想是命诸皇子分领天下节度使，以平定叛乱。其中便任命永王李璘为山南东路、岭南、黔中、江南西路四道节度使，江陵郡大都督，坐镇江陵。
值得注意的是。7月12日太子称帝，7月15日玄宗颁布这道诏令。在颁布这道诏令前，玄宗是否知道李亨继位一事，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完全可以猜测这两种可能的结果。
玄宗知道太子称帝后发布这道诏令。其用意是不承认李亨称帝一事，并用其他皇子来压制太子；玄宗不知情，这道诏令就成了新帝肃宗的心头之患，很显然向天下昭示，肃宗皇位名不正言不顺。因此无论玄宗知道太子继位与否，这道诏令将包括太子在内诸王的权力做了再次划分，其潜藏着分割唐王朝的危险。
对于生性多疑的玄宗来说，永王却是其最为信任的一个皇子，其派永王镇守江淮、江汉的政治意图在于希望其在江南稳固军政，从南方布局向北讨伐叛军。自从朝廷财政来源的河东地区被叛军占领后，朝廷不得不从江南地区重新获得财政基础。因此江南地区的军事和财政地位对玄宗来说至关重要。
李璘不负圣恩，很快便在南方形成了一个以自己为核心的军政集团，而这个军政集团的存在直接威胁到了北方帝国新君肃宗的地位。那么事已至此，玄宗已知李亨称帝，这点毋庸置疑，这也就意味着李璘此时则是玄宗与肃宗之间较量的焦点，就看二者何时摊牌。
最终燃点在争夺江淮爆发，肃宗以永王叛乱为由出兵，最后李璘兵败被杀。经历永王之乱一事后，玄宗也彻底失去了对李亨的信任。随着安禄山被杀，玄宗也从蜀地回到长安，可等待他的却是肃宗的夺权、软禁，最终于762年与肃宗先后驾崩。
虽然帝国内部出现了政权的决裂，但最终肃宗成功化解了这一内部危机。其最重要的原因在于玄宗远在蜀地，在其抛弃臣子逃跑时，就已大失人心。而永王不谙政治，其治下三位要员——江西采访使皇甫侁、江东采访使李希言、淮南采访使李成式最终都倒向肃宗一方。
西北藩镇
安史之乱期间，大唐将河西、陇右的军队大批东调支援，吐蕃贵族乘西北边防空虚之际，攻占陇右大片土地。代宗时，吐蕃攻入长安，代宗东逃陕州，虽然不久后吐蕃退出长安，但陇右十余州仍被其控制。除此之外还有党项、回纥的威胁。
关中平原西有南北走向的六盘山和陇山，北有子午岭和黄龙山脉。靠着这天然的屏障保卫着大唐帝都的安全。唐朝时东进长安有两条交通路线。子午岭西是马莲河，南流入泾水，六盘山以东是清水河，北流入黄河。马莲河沿线是邠州（今彬县）、宁州（今宁县）、庆州（今庆阳）。而从西边萧关从此三州便可入长安。此为第一条交通路线。另一条可从陇山和岐山之间的汧水谷地直接东入长安。
为了防止西方异族入侵，大唐王朝必须在这两条要道上做军事部署。肃宗朝，党项入侵，关中在这两条要道上设置了邠宁、鄜坊、凤翔、泾源四个军镇。德宗时在更西的贺兰山脉以东设置灵盐镇，在更北的阴山山脉以南设置镇武军。到了宪宗时，为了防止回纥入侵，又在无定河北设置了夏绥镇，在阴山南设置了天德军。
至此为了防止异族入侵，经过几代皇帝的经营，在关中的西部和北部形成了由内而外的三层八个军镇防护体系，即：
内层：凤翔军镇、泾源军镇、邠宁军镇、鄜坊军镇；
中层：灵盐军镇、夏绥军镇；
外层：天德军军镇、振武军军镇。
以上史称“京西北八镇”。
因异族的威胁而崛起的京西北八个藩镇，看似能够有效抵挡外族入侵，但随着唐王朝军事实力的外扩，导致内部空虚，最终祸起萧墙。强大起来的京西北藩镇调转矛头，直接成为威胁中央政权的军事力量。
大历十二年，壮大起来的京西北藩镇形成了以邠宁的朔方军、泾源的四镇北庭军、凤翔的幽州军所构成的三大派系的格局。
河朔藩镇
就在朝廷苦心经营西北藩镇的时候，安史之乱的滋生地、安禄山的老巢河北地区的藩镇也逐渐强大起来。安史之乱结束后，唐代宗承认了安史降将在河北的势力。
史思明长子史朝义为安史叛军最后的势力所在，公元762年，唐军和回纥军联手攻破洛阳，次年史朝义自杀，象征着八年的安史之乱结束。元气大伤后的唐廷为了安抚史朝义的降将，先后任命其部将张忠志（唐廷赐名李宝臣）为成德节度使，镇守河北中部；任命田承嗣为魏博节度使，镇守河北南部山东北部；任命李怀仙为幽州卢龙节度使，镇守河北北部。史称“河朔三镇”。
河朔三镇节度使的继任不由朝廷委任，直接内部继承，拥有高度的军事自治、财政自治，成为朝廷的化外之地。他们是安史之乱的受益者，也同样是叛军内部矛盾的接手者。所以陈寅恪先生说“唐自安史乱后，虽号称一朝，实成为二国”。这里的“二国”指的就是河朔三镇和唐朝。
东南财政
南方各藩镇则是帝国财政的来源。安史之乱后，大规模人口南迁，从而使南方劳动密集型的农业获得大力发展，为帝国提供了新的财政来源。
容易被人忽略的是，安史之乱后大唐新开创税赋制度，并被沿用上千年。这就是唐德宗时期的宰相杨炎创新并推广的两税法。这一方法改变了自东汉末年以来，历经数百年的实物财政的局面，转而成为货币财政。
古代因地理交通不便，导致帝国治理成本极高，以绢布、粮食、盐铁等实物为主的税赋会大大增加中央对地方的管控成本。两税法改革后，相对实物财政而言，货币财政使得皇权的意志转化为政治行为的效率大大提高。这意味着皇权集中性的可能性变高。
同时与河西、河朔、中原藩镇治下均为军事贵族不同，江南军镇百姓大多为从北方南逃的平民百姓。这意味着农业生产力会大大提升，间接促使货币财政效率的再次提高。同时皇权直接获得同平民接触的机会，这为其从军事上打击北方贵族提供军事基础。
因此，在财政方面，南方平民社会与两税法的推广相得益彰，共同为大唐提供源源不断的财政资源。在军事方面，帝国获得与百姓直接结盟的机会，扩大自身的阶级基础。
我想这可能是玄宗当年派永王东巡南下的原因之一吧。
天下格局
至此，九世纪初大唐共有44个藩镇，按照方位及功能，可作以下分类：
河朔割据型：河朔三镇为代表；
中原防遏型：宣武、忠武、武宁、河阳等；
边疆御边型：京西北八镇为代表；
东南财源型：浙东、浙西、淮南、江西等。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中原型藩镇以宣武、武宁、忠武、河阳等为典型代表。这一带在安史之乱期间是厮杀最激烈的战场，这些藩镇是由战争期间临时所置军镇分合变化而来。
所以在空间及功能结构上，四个区域藩镇各有不同：
东南财源型藩镇为朝廷提供财政支撑；
边疆防御型从武力上在西边抵御异族入侵，保证关中帝都的安全；
中原防遏型从军事上遏制河朔格局藩镇的叛乱，保卫关中的东大门；
河朔藩镇则是制约着其他三区藩镇的动向及决策。
这样一种空间格局使得疲于奔命的大唐王朝能够稍作喘息，天下看似能够掌控在手。但即便如此，作为安史叛军的老巢河朔地区对于朝廷来说仍是如鲠在喉，河朔三镇的高度自治，以及有叛军的基因，他们如同一颗定时炸弹，随时有可能再次撼动李唐根基。
有了相互牵制的军事布局，以及稳定的财政来源，唐德宗李适决定除掉河朔方三镇，此举即为削藩。
前文我们说过，河朔三镇高度自治，节度使不需要朝廷任命，历来父子相承。公元781年，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死，其子李惟岳向朝廷请求继任，为德宗拒绝。这显露出德宗削藩的苗头。于是李惟岳联合魏博、淄青、山南东道等节度使连兵反叛。史称“四镇叛乱”
为了阻止河朔四镇叛乱，德宗从西面泾源军镇调兵支援，泾原节度使朱泚率三千骑兵东入关中，在经过长安时发生兵变，朱泚称帝，德宗出逃奉天（今乾县），史称“泾师之变”。
不久从河北支援奉天的朔方节度使李怀光又反叛，同朱泚联合攻打奉天，德宗又出逃梁州（今汉中）。后来李怀光与朱泚因利益分配问题二者决裂，最终朱泚被部下所杀。朱滔病死。李怀光兵败自缢，叛乱才结束。这一系列的兵变在史称“奉天之难”。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看似强大的藩镇，最后都败于主帅被杀。从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所杀、史思明被其子史朝义所杀，到朱泚被部下所杀。这从集团内部来说，存在巨大隐患。
藩镇内部矛盾
以河朔三镇为例，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始建牙军，他们实质就是雇佣军团的性质，最后在河朔三镇普及。牙军以利益为主旨，地域意识强烈，他们只关心藩镇中的节帅是否能够保证他们的利益。
节帅培养牙军最初的目的是为了获得直系亲信的力量，因此给予其优厚的经济待遇。但是这些牙军为了维护和巩固自身利益，不愿意频繁征战，而节帅一旦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他们会立即倒戈。而这些藩镇内部的动乱多是由此而来。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河朔三镇的动乱情况。成德是安史之乱后河朔三镇中拥有安史旧将与藩族将领最多的地区，这也就意味着其政权的不稳定因素越大。在成德一百多年的割据中，共有三次大的动乱，几乎颠覆成德的政权。
相对于拥有牙军最多的魏博，内部叛乱竟达十余次，政权易手8次。幽州卢龙，政权由李怀仙到朱希彩到朱泚再到朱滔，政权的四度易手，皆是部下叛乱所致。
所以作为安史叛军的聚集地，河朔三镇享受了叛乱的利益，但也吸纳了叛军的动乱基因。那么由河朔三镇的叛乱即可窥见西北、中原等各区的藩镇内部不稳定因素，即利益至上。
奉天之难后，德宗深刻明白靠以利益为主的藩镇替自己守护天下，无异于与虎谋皮，于是开始培养能够效忠自己的势力，一夜之间，朝廷15万的禁卫军——神策军迅速崛起，于是又派宦官为监军，同神策军一起入驻各个藩镇。
德宗这一策略表面上削弱并抑制住了藩镇的力量，但同时有新兴起宦官势力，这为唐后期宦官专政留下隐患。
综上，唐朝在安史之乱后，面临皇权争夺、异族威胁、藩镇割据、财政困难四大问题。在历代皇帝的努力之下，解决了财政和皇权问题。同时利用江南的财政维持帝国开支，用西北藩镇抵御异族入侵，用中原藩镇遏制河朔叛乱。但这样看似完美的规划使帝国摆脱危机，最终却因藩镇各自为伍的诱因导致西北、中原、河朔三大地区的藩镇叛乱。
叛乱的结束和异族的遏制，看似是唐廷努力的结果。但很大程度上源自藩镇利益分配不均、动荡不安的内部矛盾，以及异族吐蕃、突厥和南诏的内部衰落。所以安史之乱后的大唐是不幸的，也是幸运的。不幸的是其内外交困，幸运的是藩镇和异族自身动乱的基因致使其自我分解。
最后我们再回归到安史之乱本身。它的爆发是大唐前一百多年久病成疾的一场大病，大病过后，大唐在自愈的过程中遇到新的症疾，在各个君主的努力下，新病痊愈，但又留下最为严重的后遗症，这个后遗症最终将劫后余生的大唐再次推入黄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