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时期不同朝廷之间的官方交聘，既是政治活动，又以表现为国家礼仪。作为政治史的南北交聘研究是主要面向，关于政治史、战争史方面有周春元、蔡宗宪等，而从国家礼仪角度着手者较少，近年开始有学者关注。[1]至于南北朝交聘礼的基础史料，以往学者多从南北朝正史礼志、传记和笔记小说中发掘。笔者承前代学者启发，关注当时亲历交聘人物所著的《交聘记》，以求为南北朝交聘礼研究奠定史料基础。当时《交聘记》多已散佚，唯唐代段成式（803-863）《酉阳杂俎》尚有引用，尤其值得关注，可与目录、史传及笔记小说等文献互相释证。
最早注意《酉阳杂俎》中南北朝交聘史料的是清代学者章宗源（约1751-1800），他曾协助章学诚（1738-1801）撰《史籍考》，关于隋代部分题作《隋书经籍志考证》刊行，此书将隋志著录的南北朝交聘记与《酉阳杂俎》引用的交聘记联系起来。[2]此后清代学者姚振宗（1842-1906）将《隋志》的著录、史传和《酉阳杂俎》的引用结合起来，并对各种交聘记之间的关系作了梳理，将文献研究推进一步。[3]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酉阳杂俎》记魏使入梁事”详细考证了此书出现的东魏、北齐聘使人物，梁朝接使人物及交聘时间，并对此项史料的研究价值作了提示。[4]逯耀东、王允亮、蔡宗宪等关于南北朝交聘的研究也十分精到。[5]吉川忠夫《岛夷与索虏之间》一文则将聘使行记作为典籍交流史上的重要内容加以研究，使我们更加注意这类典籍的文化史内涵。[6]
一、段成式和《酉阳杂俎》
段成式之父段文昌（773-835）系唐初功臣志玄之后，长于词藻，年轻时以文章投献李吉甫，倍受赏识。[7]成式幼年即有非凡的观察力，且素有以一事不知为耻的精神，[8]加之“精学苦研”，故能成为大家。[9]段成式是唐代后期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读书广博，学问该洽，终唐一代，罕有其匹。所著《酉阳杂俎》不仅名著当时，而且流传千古，最能展现段成式的学问。此书引用古书多有不传于世者，值得文献家和史学家关注。成式幼承家学，一如其父段文昌，亦有艺文该赡之誉。《玉堂闲话》云：
〔段〕成式多禽荒，其父文昌尝患之。复以年长，不加面斥其过，而请从事言之。幕客遂同诣书院，具述丞相之旨，亦唯唯逊谢而已。翌日，复猎于郊原，鹰犬倍多。既而诸从事各送兔一双……其书中征引典故，无一事重迭者。从事辈愕然，多其晓其故事。于是齐诣文昌，各以书示之。文昌始知其子艺文该赡。[10]
征引典故是诗文写作的重要基础，熟练运用典故，需要深厚的功力和扎实的学养。《寺塔记》多附征事或联句，可见段氏艺文素养之深厚。宋黄伯思评价甚高，其略云“段柯古博综坟素，著书倬越可喜。尝与张希复辈游上都诸寺，丽事为令，以段该悉内典，请其独征，皆事新对切”。[11]二十三岁成式随父居长安，与四门助教史回等互相切磋学问。二十五岁赴浙西依李德裕（787—850），《酉阳杂俎》续集卷四《贬误》记太和初年闻李德裕论唐朝词人优劣事：
予太和初从事浙西赞皇公幕中，尝因与曲宴，中夜，公语及国朝词人优劣，云：“世人言灵芝无根，醴泉无源，张曲江著词也。盖取虞翻《与弟求婚书》，徒以‘芝草’为‘灵芝’耳。”予后偶得《虞翻集》，果如公言。[12]
李德裕是赵郡李氏高门，儒素传家，史载“德裕幼有壮志，苦心力学，尤精《西汉书》、《左氏春秋》”，“好著书为文，奖善嫉恶，虽位极台辅，而读书不辍”[13]李德裕不仅有如《虞翻集》之类古代典籍，而且当时名流也多有投赠，其藏书数量应相当可观。[14]可以推测段成式在李德裕幕府曾经受到良好的教育，也曾饱读书史。[15]迨开成二年（837）段成式以门荫入仕，任秘书省校书郎，兼集贤校理，得以遍读秘阁之书。段氏自述云：“开成初，予职在集贤，颇获所未见书。”[16]这是他博览群书的重要时期。史载，段成式“精研苦学，秘阁书籍，披阅皆遍……家多书史，用以自娱，尤深于佛书。”[17]直至会昌六年（846）间，段成式一直留居京洛一带，与集贤书院的同僚张希复、郑符以及大德高僧等切磋学问、游览寺塔古迹。成式继承了家族藏书，本人也续有收藏，故史云家多书史。[18]此后，成式对于自己的学养已经颇有信心，《金华子》曾记录一个故事，足以证明：
段郎中成式，博学精敏，文章冠于一时，著书甚众，《酉阳杂俎》最传于世。牧庐陵日，尝游山寺，读一碑文，不识其间两字。谓宾客曰：“此碑无用于世矣，成式读之不过，更何用乎？”客有以此两字遍咨字学之众实（宾），无有识者，方验郎中之奥古絶伦焉。[19]
按，此事在成式牧卢陵日，即任吉州刺史（847－853）期间，当时年纪约在四十五至五十一岁，正是学问的成熟期。大中十三年（859）后，闲居襄阳，曾参山南西道节度使徐商幕府，与温庭筠、温庭皓、余知古、韦蟾、周猷等唱和往还，尤其与温庭筠相善，诗作收入《汉上题襟集》。[20]
段成式《酉阳杂俎》历来受到学人高度评价，《四库全书总目》云：“其书多诡怪不经之谈，荒渺无稽之物，而遗文秘籍亦往往错出其中，故论者虽病其浮夸，而不能不相征引。”[21]本文所讨论的南北朝交聘记即属“遗文秘籍”，此外，《酉阳杂俎》引用大约同时的典籍还有陶弘景(456-536）《本草经集注》、任昉（460-508）《述异记》、郑缉之《永嘉郡记》、郦道元（466或472-527）《水经注》、吴均（469-520）《续齐谐记》、梁元帝萧绎（508-554）《金楼子》、失名《梁职仪》、魏收（506-572）《魏书》、阳松玠《谈薮》、甄立言（545-?）《本草音义》、孙思邈（581-682）《千金方》、侯白《旌异记》、李百药（565-648）《北齐书》、李延寿《北史》《南史》等书，可谓琳琅满目。我们可以从中获知段成式读书范围，同时又提示我们需将相关典籍与《酉阳杂俎》所引南北朝交聘记互相参证。
二、史志目录著录的交聘记
目前所知的南北朝交聘记为数较少，《隋书·经籍志》著录如下：
《魏聘使行记》六卷
《聘北道里记》三卷，江德藻撰
《李谐行记》一卷
《聘游记》三卷，刘师知撰
《朝觐记》六卷
《封君义行记》一卷，李绘撰[22]
新旧唐书经籍艺文志仅著录《魏聘使行记》五卷，[23]《通志艺文略》著录虽与《隋志》相似，但主要来源前代史志目录，并非真见其书。[24]此外，江德藻（517-570）著《北征道里记》见于《陈书》本传及《册府元龟》，[25]姚察（533-606）撰《西聘道里记》见于《陈书》本传及《册府元龟》，[26]刘师知（?-567）著《聘游记》见于《册府元龟》。[27]《酉阳杂俎》引用此类交聘记为数最多，明引者有江德藻《聘北道记》、李绘《封君义聘梁记》，虽然书名与史志目录略有不同，但作者与纪事相同，无疑应是同一典籍。暗引者或有《魏聘使行记》和《朝觐记》（详下文）。
关于记录南北朝时代聘使的史源，历来史传少有说明，《南齐书·刘绘传》云：“后北虏使来，绘以辞辩，敕接虏使。事毕，当撰《语辞》。绘谓人曰：‘无论润色未易，但得我语亦难矣。’”[28]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引此为证，说明“南北朝奉使接伴，两国必有所记，其书至多，以上数种（按，即《隋志》所著录的交聘记）乃其仅存者耳”。[29]笔者认为姚氏所论甚是，并可引《南齐书·王融传》作为注脚：
〔王融云〕：“但圣主膺教，实所沐浴，自上《甘露颂》及《银瓮启》、《三日诗序》、《接虏使语辞》，竭思称扬，得非‘诽谤’。”[30]
此处《接虏使语辞》正与刘绘（458-502）所需撰集《语辞》同属一类文献。《北史·李崇附李谐传》亦云：
梁使每入，邺下为之倾动，贵胜子弟盛饰聚观，礼赠优渥，馆门成市。宴日，齐文襄使左右觇之，宾司一言制胜，文襄为之拊掌。魏使至梁，亦如梁使至魏。[31]
是则东魏、北齐接南朝来使亦有记录。我们可以推知凡接伴来使事毕，皆须记录往还之语，奏上并存档，惟考知书名作者极少。史志目录所著录的交聘记与以上《语辞》稍有不同，不仅限于宾主往还的言语，更有人物、地理、礼制、风俗、酒食、名胜等等，故虽著录于地理类，但姚氏云：“所记不必地理，故亦有变例列之传记杂录者。”[32]
同时，姚振宗对于《隋志》中《封君义行记》等书的著录提出疑问，他认为既然书名题作《封君义行记》，那么此书应为封君义所撰，何以又题作李绘撰呢？他提出一个大胆的猜想，即《李谐行记》一卷、《封君义行记》一卷皆是李绘撰集，且两书皆在《魏聘使行记》六卷之中，其后《魏聘使行记》散佚，故有《封君义行记》及《李谐行记》单出别行。姚氏又引《北齐书·李浑传》云：浑子湛为太子舍人，兼常侍、聘陈使副。又曰浑与弟绘、纬俱为聘梁使主，湛又为使副，是以赵郡人士目为四使之门。案此四人并同时，殆以父子兄弟咸以奉使著名，故绘集为此记，虽未得明文，而其事固可想见矣。[33]
三、《酉阳杂俎》引用交聘记考
《酉阳杂俎》引用交聘记凡两种，一为《聘北道里记》，一为《封君义聘梁记》。《杂俎》续集卷四《贬误》“露筋驿”条云：
相传江淮间有驿，俗呼露筋。尝有人醉止其处，一夕，白鸟姑嘬，血滴筋露而死。据江德藻《聘北道记》云：“自邵伯棣（埭）三十六里，至鹿筋。梁先有逻。此处足白鸟，故老云有鹿过此，一夕为蚊所食，至晓见筋，因以为名。”[34]
《太平寰宇记》引江德藻《北道记》与此相似，其略云：
江德藻《北道记》云“江淮间有露筋驿”，今有祠存，一名鹿筋驿。云“昔有孝女为蚊蚋所食，唯有筋骸而已”。[35]
按，《北道记》即《聘北道里记》之缩略，所引仅片段，与《酉阳杂俎》所引颇有出入，疑文字有讹误，或者转引自他书。同卷“北朝婚礼”条云：
今士大夫家昏礼露施帐，谓之入账，新妇乘鞍，悉北朝余风也。《聘北道记》云：“北方婚礼必用青布幔为屋，谓之青庐，于此交拜。迎新妇，夫家百余人，挟车俱呼曰：‘新妇子，催出来。’其声不绝，登车乃止，今之催妆是也。以竹杖打婿为戏，乃有大委顿者。”江德藻记此为异，明南朝无此礼也。[36]
以上明引江德藻《聘北道记》，又同书前集卷一《礼异》亦引此条，[37]虽未明言，但肯定出自《聘北道里记》。又同书续集卷九《支植》上“木龙树”条云：
木龙树，徐之高冢城南有木龙寺，寺有三层砖塔，高丈余。塔侧生一大树，萦绕至塔顶，枝干交横。上平，容十余人坐。枝杪四向下垂，如百子帐。莫有识此木者，僧呼为龙木。梁武曾遣人图写焉。[38]
此为暗引《聘北道里记》，此条又见段成式兄子段公路《北户录》卷三：
《聘北道里记》云：木龙寺，寺有三层砖塔，侧生一大树，萦绕至塔顶，枝干交横。上平，容十余人坐。枝杪四向下垂，团团如百子帐。经过莫有辨者，梁武帝曾遣人图写树形还都。大体屈盘似龙，因呼为木龙寺。
两者相较，非常相似，《北户录》明引，无疑当是原文，而《酉阳杂俎》则略有删改。又，段公路《北户录》卷三“相思子蔓”条亦引江氏书：
《聘北道里记》引许有“韩凭冢”、“宋王史”也，《四部目录》有《韩凭书》，叙事委悉而辞义鄙浅，不复具记。
此条仅见于《四库全书》本《北户录》，他本失载。考《酉阳杂俎》两处引江氏书皆作《聘北道记》，而《北户录》皆作《聘北道里记》，疑《酉阳杂俎》脱“里”字。段公路为成式兄子，所读或为成式抄自秘阁的家藏之书。
综观以上四条《聘北道里记》，涉及三处地名，即“邵伯埭”、“高冢城”、“韩凭冢”。邵伯埭为谢安（320－385）出镇广陵时所筑，《舆地纪胜》引《元和郡县图志·淮南道》佚文云：
邵伯埭，在〔江都〕县东北四十里。晋谢安镇广陵，于城东二十里筑垒，名曰新城。城北二十里有埭，盖安所筑，后人思安，比于召伯，因以立名。[39]
广陵是南朝使臣北上必经之地，由此经邗沟水路行进，约四十里至邵伯埭，再三十六里，至鹿筋驿。高冢城在汉徐县界，南北朝时期北魏属南徐州，梁属东徐州兴安郡，东魏属东楚州高平郡高平县，[40]其因革见《太平寰宇记》：
高冢城，魏义兴郡城也，在徐城县西北七十里平地。旧经云：“梁以为兴安郡领高冢城，属东徐州，高齐初废。”[41]
又云此地“本徐城县地，地当水口，为南北御要之所”。[42]所谓地当水口，是指此地“南临淮水”，[43]是军事重地，梁天监五年（506）临川王萧宏副将张惠绍与假徐州刺史宋黑北伐，攻击宿豫，先围高冢戍，可见此地确为南北御要之所。[44]聘使往来，必经此地。扬州和东徐州原属梁朝，侯景乱后，武定七年（549）为东魏所得，后入北齐。故陈朝使节江德藻北聘，所经邵伯埭、高冢城及木笼寺等地已属北齐，双方划江而治。然梁朝之事（如露筋驿梁设有兵站，梁武帝遣人图写木龙树等）仍在人耳目，江氏得以笔之于书。此前东魏与梁朝交聘时，双方界首尚在高冢城之北的下邳一带。下邳又称武州，使节来聘，对方需迎接于此。梁大同四年（538），兼散骑常侍刘孝仪等聘魏，东魏邢昕兼正员郎，迎于境上，即是此例。[45]《酉阳杂俎》卷十二《语资》云：
梁徐君房劝魏使尉瑾酒，一吸即尽，笑曰：“奇快！”瑾曰：“卿在邺饮酒，未尝倾卮。武州已来，举无遗滴。”[46]
尉瑾之所以强调“武州以来”，正是因为武州是界首之故。韩凭冢在济州东平郡寿张县，见《太平寰宇记》。[47]据蔡宗宪《南北朝交聘使节行进路线考》，济州碻磝城是聘使必经之地，韩凭冢距碻磝城不远。以上《酉阳杂俎》所引《聘北道里记》为我们了解陈朝交聘路线提供了详细的资料。
关于江德藻、刘师知出使的时间，史书记载颇有出入。《陈书·南康愍王昙朗传》云“天嘉二年（561）齐人结好，（中略）乃遣兼郎中令随聘使江徳藻、刘师知迎昙朗丧柩，以三年春至都”，[48]是则江德藻与刘师知使北齐在陈天嘉二年至三年间。然《陈书·江德藻传》云“天嘉四年，兼散骑常侍，与中书郎刘师知使齐”，[49]较前说为晚。按，《资治通鉴·陈纪》“天嘉三年”云：
齐扬州刺史行台王琳数欲南侵，尚书卢潜以为时事未可。上移书寿阳，欲与齐和亲。潜以其书奏齐朝，仍上启请且息兵。齐主许之，〔天嘉三年二月〕遣散骑常侍崔瞻来聘，且归南康愍王之丧。……〔四月〕乙巳，齐遣使来聘。……〔七月〕上遣使聘齐。[50]
《北史·齐武成帝纪》云：
〔大宁二年（562）二月〕诏散骑常侍崔瞻聘于陈。……〔河清元年（562）七月〕戊午，陈人来聘。冬十一月丁丑，诏兼散骑常侍封孝琰使于陈。[51]
综上所述，可以梳理出如下结论，陈文帝得知北齐扬州刺史王琳与扬州道行台尚书卢潜不和，于是遣人与卢潜通信，要求和亲。卢劝说新登基的武成帝高湛与陈结好，以弭边患，高湛许之，遂于东魏大宁二年二月遣崔瞻聘于陈，四月抵达陈都建康，表明北齐愿意息兵，并归还南康王陈昙朗的灵柩。同年，即陈天嘉三年（东魏河清元年）七月，陈使江德藻、刘师知抵达邺城，十一月陈使与齐使封孝琰扶陈昙朗灵柩返回陈朝。这次聘问中，崔瞻在建康与刘师知的交往史籍亦有记载：
大宁元年，除卫尉少卿，寻兼散骑常侍、聘陈使主……赡经热病，面多瘢痕，然雍容可观，辞韵温雅，南人大相钦服。陈舍人刘师知见而心醉，乃言：“常侍前朝通好之日何意不来，今日谁相对扬者。”其见重如此。[52]
一般接使的主客、舍人等同时也担当聘使的任务，刘师知即是，惜所撰《聘游记》不见《酉阳杂俎》等书引用，故湮没无闻。
《酉阳杂俎》引用《封君义聘梁记》见续集卷四《贬误》，其略云：
今军中将射鹿，往往射棚上亦画鹿。李绘《封君义聘梁记》曰：“梁主客贺季指马上立射，嗟美其工。绘曰：‘养由百中，楚恭以为辱。’季不能对。又有步从射版，版记射的，中者甚多。绘曰：‘那得不射麞？’季曰：‘上好生行善，故不为麞形。’”自麞而鹿，亦不差也。[53]
从《酉阳杂俎》所引《封君义聘梁记》看，此书并不专记封君义出使之事。封君义聘梁在东魏兴和二年（540），而李绘聘梁在兴和四年。这表明《封君义行记》很有可能包括了东魏时期一系列聘梁活动的记录。封君义聘梁的时间史无明文，姚振宗考证在东魏兴和三年：
《南史·梁武帝本纪》大同六年（540）秋七月遣散骑常侍陆宴子报聘。七年夏四月戊申东魏人来聘。盖即李骞、封述为使。报陆宴子之聘也。时为东魏孝静帝兴和三年（541）。[54]
按，梁大同六年陆宴子、沈警聘使东魏，七月自梁出发，[55]十月到达东魏，[56]同年，即东魏兴和二年十二月兼散骑常侍崔长谦、兼通直散骑常侍阳休之报聘，[57]而《北齐书·封述传》明确记载封述亦是因报陆宴子之聘出使，[58]当在是年，而非兴和三年。李骞出使在兴和三年八月，是报梁使明少遐、谢藻大同七年之聘，非报陆宴子之聘。[59]据此推测，封述聘梁是与崔长谦、阳休之同行，而非与李骞同行。[60]李绘出使的时间，史传所载亦有抵牾。《北齐书》本传云武定初为聘梁使主，姚振宗据《魏书·孝静帝纪》指出当在兴和四年，[61]确实如此。李绘是高欢主要僚佐，《北齐书》本传记其才学风姿云：
时敕侍中西河王、秘书监常景选儒学十人缉撰五礼，〔李〕绘与太原王乂同掌军礼。魏静帝于显阳殿讲《孝经》、《礼记》，绘与从弟骞、裴伯茂、魏收、卢元明等俱为录议……天平初，世宗用为丞相司马。每罢朝，文武总集，对扬王庭，常令绘先发言端，为群僚之首。音辞辩正，风仪都雅，听者悚然。[62]
正因李绘博通经史，才兼文武，音辞辩证，风仪都雅，加之出自顿丘李氏高门，所以能够担当聘使。如《酉阳杂俎》引《封君义聘梁记》所载，梁朝引聘使参观马上立射和步射等讲武活动，向来使展示国力。李绘曾主持修纂军礼，故应对深得礼义。《北齐书》本传载李绘与梁武帝、袁狎等人的对话云：
梁武帝问绘：“高相今在何处？”绘曰：“今在晋阳，肃遏边寇。”梁武曰：“黑獭若为形容？高相作何经略？”绘曰：“黑獭游魂关右，人神厌毒，连岁凶灾，百姓怀土。丞相奇略不世，畜鋭观衅，攻昧取亡，势必不远。”梁武曰：“如卿言极佳。”与梁人泛言氏族。袁狎曰：“未若我本出自黄帝，姓在十四之限。”绘曰：“兄所出虽远，当共车千秋分一字耳。”一坐大笑。[63]
所谓高相“今在晋阳，肃遏边寇”是指高欢于兴和三年五月自晋阳巡北境，遣使与柔然通和，所谓“蓄鋭观衅，攻昧取亡”是指高欢积蓄力量，准备出击西魏，兴和四年九月高欢西征，十月围攻玉壁城，皆与当时形势相应。[64]姚振宗推测以上文字出自李绘《封君义行记》，笔者认为极有可能。
《酉阳杂俎》除以上明引《聘北道里记》和《封君义行记》之外，还有若干条涉及南北聘问、折冲樽俎的纪事，如卷一《礼异》“梁正旦”条，“魏使李同轨、陆操聘梁”条，“梁主常赐岁旦酒”条，“北朝妇人”条，卷三《贝编》“魏使陆操至梁”条，“魏李骞、崔劼至梁同泰寺”条，卷七《酒食》“梁刘孝仪食鲭鲊”条，卷十一《广知》“梁主客陆缅”条，卷十二《语资》“庾信作诗”条，“梁遣明少遐”条，“梁徐君房劝酒”条，“梁宴魏使魏肇师”条，“梁宴魏使李骞”条，卷十八《木篇》“葡萄”条，皆为东魏使节与梁人周旋的记录，有可能源出《魏聘使行记》；卷一《礼异》“北齐迎南使”条记载北齐迎使依仗，似为《朝觐记》遗文；然皆无明证，兹不详论。
四、其他笔记小说引用交聘记考
《酉阳杂俎》所引交聘记并非仅见，南北朝后期的笔记小说中多有引用，惟此类典籍大多散佚放失，仅存者亦未必注明所引书名，多在若存若亡之间，令人难以探其究竟。通过上文对于《酉阳杂俎》所引交聘记的分疏，我们可以大致获得其文献特征，据此特征，我们可以试将今存南北朝后期笔记小说中的交聘记钩稽出来，并就史籍加以按验参比。
据《隋书经籍志》，东魏、北齐时代的李谐曾著《李谐行记》，今见于阳松玠《谈薮》者多条。阳松玠博学多识，《谈薮》云：
杨玠娶博陵崔季让女。崔家富图籍，殆将万卷。成婚之后，颇亦游其书斋，既而告人曰：“崔氏书被人盗尽，曾不之觉。”崔遽令检之，玠扪腹曰：“已藏之经笥矣。”[65]
故知阳松玠饱读崔氏藏书，腹笥便便，《谈薮》所引篇章出自某种交聘记，应非意外。《谈薮》云：
北齐顿丘李谐，彭城王嶷之孙，吏部尚书平之子。少俊爽有才辩，（中略）除散骑常侍，为聘梁使。至梁，遣主客范胥迎接，胥问曰：“今犹可暖，北间当少寒于此。”谐答曰：“地居阴阳之正，寒暑适时，不知多少。”胥曰：“所访邺下，岂是测景之地？”谐曰：“是皇居帝里，相去不远，可得统而言之。”胥曰：“洛阳既称盛美，何事迁邺？”谐曰：“不常厥邑，于兹五迁。王者无外，所在关河。复何怪？”胥曰：“殷人毁厄，故迁相圮耿。贵朝何为迁？”谐曰：“圣人藏往知来，相时而动，何必候于隆替？”胥曰：“金陵王气，肇于先代，黄旗紫盖，本出东南。君临万邦，故宜在此。”谐曰：“帝王符命，岂得与中国比隆。紫盖黄旗，终于入洛。”胥默而无答。江南士子，莫不嗟尚。事毕，江浦赋诗曰：“帝献二仪合，黄华千里清。边笳城上响，寒月浦中明。”[66]
《谈薮》所引李谐与范胥对答与《魏书·李谐传》对比，几乎完全一样。稍有不同的是《魏书》此前一段李谐与范胥对答及此下李谐与梁武帝问答不见于《谈薮》，[67]姚振宗云，《魏书·李谐传》载李谐与梁主客范胥及梁武问答诸条，《李业兴传》载李业兴朱异及梁武问答经义诸条，似即本于《李谐行记》。[68]按，李谐聘梁在东魏天平四年七月，正使为李谐，副使为卢元明和李业兴，[69]此为东魏首次正式遣使梁朝，故聘使遴选非常严格，而且较通常规格增加了一位副使。此前，即东魏天平二年（535）十二月，自洛阳迁都于邺城，[70]故范胥问及邺城的地理位置和迁都原由，而梁武帝则更加关心掌握东魏命运的高氏父子及其主要僚佐的情报。此次聘梁，接续了中断了近四十年的南北睦邻关系，获得极大成功。
程毅中、程有庆辑校《谈薮》，中华书局1996年“古小说丛刊”本
梁朝迎接东魏聘使的主客官员也是经过认真遴选的，史云“〔范〕胥有口辩，大同中，常兼主客郎，对接北使”。[71]与范胥同时接待李谐一行的还有萧撝，《周书》云“东魏遣李谐、卢元眀使梁，梁武帝以撝辞令可观，令兼中书侍郎，受币于宾馆”。[72]而且范胥兼任职位较低的主客郎，是为“降级摄职”，李谐与范胥专门讨论过此事：
谐问胥曰：“主客在郎官几时？”胥答曰：“我本训胄虎门，适复今任。”谐言：“国子博士不应左转为郎。”胥答曰：“特为接应远宾，故权兼耳。”谐言：“屈已济务，诚得事宜。由我一介行人，令卿左转。”胥答曰：“自顾菲薄，不足对扬盛美，岂敢言屈。”[73]
此后，凡重要客使来聘，对方接待官员皆以降级摄职方式表示尊重，并成为惯例。[74]
梁朝君臣首次与北方士大夫接触，印象深刻，史载：
梁武使朱异觇客，异言谐、元明之美。谐等见，及出，梁武目送之，谓左右曰：朕今日遇勍敌，卿辈常言北间都无人物，此等何处来？谓异曰：过卿所谈。[75]
之所以如此成功，端在于东魏聘梁使节的严格遴选，其间还经过了一番推让，史传云：
天平末，魏欲与梁和好，朝议将以崔㥄为使主。㥄曰：文采与识，㥄不推李谐；口颊翩翩，谐乃大胜。于是以谐兼常侍，卢元明兼吏部郎，李业兴兼通直常侍聘焉。[76]
其实崔㥄的才能、门地均符合担当聘使的条件，惟崔氏自认应对机敏不如李谐，故推为使主。然而李谐“为人短小，六指，因瘿而举颐，因跛而缓步，因謇而徐言，人言李谐善用三短”。[77]一般有口吃之症的人都无法担任聘使或接使的任务，如南齐“〔谢〕朓少好学，有美名，文章清丽……隆昌（494）初，敕朓接北使，朓自以口讷，启让不当”。[78]李谐善用三短，将缺陷转变为优势而颇具风致，其特征就是言动徐缓、意态蹇傲。与李谐并称邺下风流之士的崔瞻也有共同的特征，史云“瞻性简傲，以才地自矜，所与周旋，皆一时名望”，他虽曾患“热病，面多瘢痕”，然仍不失“雍容可观，辞韵温雅”的评价。任吏部郎中期间，因“举指舒缓“，被性格褊急的吏部尚书尉瑾以不堪繁剧为名罢了官。[79]士人若无此风致，即便有一流的才学、门第，仍不能担当交聘的职责。温子升（495—547）便是东魏首屈一指的大文士，然而正因不修容止，没有蹇傲徐缓的风致，所以不敢承担接受梁朝国书的重任。他不得不感叹“诗章易作，逋峭难为”。[80]所谓“逋峭”，辞书解释为“屋柱曲折貌，引申指人有风致”，然稍感隔膜，若以缓步、徐言、举颐的李谐形象作为注脚，倒是十分恰当。
五、余论：交聘记的散佚
鉴于南北朝的交聘记录多以档案形态保存，受朝代更迭影响极大，仅有极少数以著作的形式流传，并由史志目录著录，但至今久已散佚不存。《酉阳杂俎》是现存明确引用南北朝交聘记最丰富的古籍，虽篇幅无多，但弥足珍贵。我们据此可以踪迹到同类笔记小说，如《谈薮》、《启颜录》等书中，尚存在不少交聘记的佚文，而正史也曾取材于交聘记，故能互相参证。从著录情形观察，《隋书经籍志》所见的六种交聘记，至盛唐开元（713-741年）时仅存一种，即《魏聘使行记》，五代后晋编纂的《旧唐书经籍志》全依开元《四部书录》，可以推知。宋初编纂《新唐书艺文志》虽在《旧志》的基础上多有增补，但所见交聘记仍止一种而已。宋代官私目录，如《崇文总目》、《直斋书录解题》、《郡斋读书志》和《遂初堂书目》等，史志目录，如《文献通考经籍考》等，均未见任何南北朝交聘记的记载。《通志艺文略》虽然著录较多，但文献学家一直认为此书多钞录前代书目，并未亲见其书，故难以为凭。同时，唐宋大型类书也未见引用，《初学记》引用一条《北征道里簿》，是否即《隋志》著录的江德藻《聘北道里记》，尚在疑似之间。另外，江德藻《北道记》仅在地理总志类的《太平寰宇记》中略有引用，然与《酉阳杂俎》所引稍有出入，尚难断定直接引自《聘北道里记》，抑或转引自他书。南北朝交聘记究其散佚原因，大约是交聘仅限于分裂时代，自隋唐之后，天下一家，交聘记所载折冲樽俎的外交语辞无所施用，而其所记的人物、地理、礼制、风俗、酒食、名胜等内容，又被逐渐兴起的各类专书，如方志、图经、书仪、食经等，慢慢取代。且此类典籍在南北朝时期多保存于皇室、官府，并非家有其书，唐代也仅在秘阁或集贤书院才能读到，成了一般文人学士难得一见的珍秘图书，倘非博学如段成式者转相引用，恐怕我们今天就难以窥豹了。
（原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16年第1期，第143—153页。）
[1]周春元《南北朝交聘考》，贵阳：贵州师大学报编辑部，1989年。蔡宗宪博士论文《南北朝交聘与中古南北互动（369-589）》，台湾大学历史系，2006年；《中古前期的交聘与南北互动》，台北：稻香出版社，2008年。以上为交聘的政治史研究，而牟发松《南北朝交聘中所见南北文化关系略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4辑，第30-38页）侧重文化史，王友敏《南北朝交聘礼仪考》（《杭州教育学院学报》1996年第3期，第38-45页）则偏重作礼制史的研究。
[2]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卷六“地理类”，《二十五史补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4996-4997页。
[3]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卷二一《地理类》，《二十五史补编》本，第5410-5411页。
[4]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之《梁书札记》“酉阳杂俎记魏使入梁事”，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77-279页。
[5]逯耀东《北魏与南朝对峙时期的外交关系》，《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台北：东大图书公司，2001年，此据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56-289页。王允亮《南北朝聘使往来略论》，《语文知识》2008年1期，第12-17页。蔡宗宪《南北朝交聘使节行进路线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卷4辑，2005年，第49-61页。
[6]吉川忠夫《岛夷と索虏のあいだ——典籍の流传を中心とした南北朝文化交流史》，《东方学报》（京都）第72册，2000年，第133-136页。
[7]《旧唐书》卷一六七《段文昌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368页。
[8]《酉阳杂俎》卷一七《虫篇》记载段成式幼时观察蚂蚁事（第167页），又同书前集卷八《黥》后记云：“成式以君子耻一物而不知，陶贞白每云，一事不知，以为深耻。”（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80页）
[9]《酉阳杂俎》卷一七《虫篇》云：“长安秋多蝇，成式尝日读百家五卷，颇为所扰，触睫隐字，驱不能已。”（第168页）段成式少年及任集贤校理时期皆在长安，此为当时“精读苦研”的写照。
[10]王仁裕著、蒲向明评注《玉堂闲话评注》，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7年，第98页。《新唐书》卷八九《段成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764页）亦记此事，方南生认为源出《玉堂闲话》，且系于唐长庆元年（821），即段成式十九岁随侍其父段文昌于西川时，参方南生《段成式年谱》，《酉阳杂俎》附录，第317-318页。
[11]黄伯思《宋本东观余论》卷下《跋段柯古靖居寺碑后》，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292—293页。游原作敖，据通行本改。
[12]《酉阳杂俎》续集卷四，第230页。
[13]《旧唐书》卷一七四《李德裕传》，第4509，4528页。
[14]孙光宪《北梦琐言》云：“刘禹锡大和中为宾客，时李德裕同分司东都。禹锡谒于德裕曰：‘近曾得白居易文集否？’德裕曰：‘累有相示，别令收贮，然未一披。今日为吾子览之。’及取看，箱笥盈溢，没于尘坌。”（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4页）
[15]段成式与李德裕的交谊深厚，直至李氏临终之前，两人尚有书信往还，参方南生《段成式年谱》，336页，许逸民《酉阳杂俎注评前言》，《酉阳杂俎注评》，北京：学苑出版社，2001年，第5-6页。
[16]《酉阳杂俎》续集卷四《贬误》，第230页。
[17]《旧唐书》卷一六七《段文昌附成式传》，第4369页。
[18]《酉阳杂俎》续集卷五《寺塔记序》云：“及刺安成，至大中七年归京。在外六甲子，所留书籍，揃坏居半。”（第245页）可知任京官时家藏典籍皆在长安，任外官时以部分典籍留京，部分自随。
[19]刘崇远《金华子》卷上，上海：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年，第37页。
[20]参方南生《段成式年谱》，341-344页。
[21]《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二，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214页。
[22]《隋书》卷三三《经籍志》，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86页；卷三五集部《梁魏周齐陈皇朝聘使杂启》（按，皇朝谓隋朝也）亦与交聘相关，第1089页。
[23]《旧唐书》卷四六《经籍志》，第2016页；《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第1505页。
[24]郑樵《通志》卷六六《艺文略》，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北京：中华书局，第1583页。
[25]《陈书》卷三四《文学·江德藻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457页。《册府元龟》卷五六〇《国史部·地理》，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6731页。
[26]《陈书》卷二七《姚察传》，第349页。《册府元龟》卷五六〇《国史部·地理》，第6731页。
[27]《册府元龟》卷五六〇《国史部·地理》，第6731页。
[28]《南齐书》卷四八《刘绘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842页。
[29]《隋书经籍志考证》卷二一《地理类》，第5411页。
[30]《南齐书》卷四七《王融传》，824页。
[31]《北史》卷四三《李崇附李谐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607页。
[32]《隋书经籍志考证》卷二一《地理类》，第5411页。
[33]《隋书经籍志考证》卷二一《地理类》，第5410，5411页。
[34]《酉阳杂俎》，237页。棣当作埭，谢安筑埭于新城北，后人称为“邵伯埭”，见《晋书》卷七九《谢安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2077页）及《元和郡县图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1072-1073页）。《大戴礼记》卷二云，白鸟也者，谓蚊蚋也。
[35]《太平寰宇记》卷一三〇《淮南道泰州》，台北：文海出版社，1980年，第3a-3b页。
[36]《酉阳杂俎》，第241页。“挟车俱呼”，挟车原属上句，据刘传鸿《〈酉阳杂俎〉点校订补》（《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2年6期，第67页）改。
[37]《酉阳杂俎》，第7-8页。
[38]《酉阳杂俎》，第284页。
[39]《元和郡县图志》，1072-1073页。
[40]《魏书》卷一〇六中《地形志》及校勘记，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553，2602-2603页。《隋书》卷三一《地理志》，872页。《元和郡县图志》，第231-232页。
[41]《太平寰宇记》卷十六《泗州临淮县》，第5a页。
[42]《太平寰宇记》卷十六《泗州临淮县》，第3b页。
[43]《元和郡县图志》，第231页。
[44]《魏书》卷七三《奚康生传》，第1631页。此处高冢戍即高冢城，《梁书》卷二《武帝纪》云，“〔天监五年〕五月辛未，太子左卫率张惠绍克魏宿预城” （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43页），宿预（豫）与高平相邻，故知高冢戍即高平之高冢城。
[45]《魏书》卷八五《文苑·邢昕传》，第1874页。关于主客对聘使的接待，参逯耀东《北魏与南朝对峙期间的外交关系》，《从平城到洛阳》，第268-270页。
[46]《酉阳杂俎》，第113页。
[47]《太平寰宇记》卷十四《济州郓城县》，第9b页。又《元和郡县图志》卷十《河南道》云：“郓城县……后汉及魏皆为寿张县地，隋开皇四年改为万安县。”（第261页）
[48]《陈书》卷十四《南康愍王昙朗传》，第211页。
[49]《陈书》卷三四《文学·江德藻传》，第457页。
[50]《资治通鉴》卷一六八《陈纪》“天嘉三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5221，5223，5225页。参《北齐书》卷三二《王琳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435页；同书卷四二《卢潜传》，第555页；同书卷二三《崔㥄附子瞻传》，第336页。
[51]《北史》卷八《齐武成帝纪》，第282，283页。
[52]《北史》卷二四《崔逞附六世孙瞻传》，第876页。参《北齐书》卷二三《崔㥄附子瞻传》，第336页。
[53]《酉阳杂俎》，237-238页。李绘原作李绩，据《隋书经籍志》改。《封君义聘梁记》，方南生点校本《酉阳杂俎》作封君义《聘梁记》，按《隋书经籍志》作《封君义行记》，故知“封君义”应入书名。
[54]《隋书经籍志考证》卷二一《地理类》，第5410页。
[55]《南史》卷七《梁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15页。
[56]《魏书》卷十二《魏孝静帝纪》，第304页。
[57]《魏书》卷十二《孝静帝纪》，第304页。《北齐书》卷四二《阳休之传》，第573页。
[58]《北齐书》卷四三《封述传》，第573页。
[59]逯耀东《北魏与宋齐梁使节交聘表》，《从平城到洛阳》，第287页。
[60]《酉阳杂俎》卷三《贝编》（第38页）、卷七《酒食》（第67-68页）、卷十二《语资》（第112，113页）凡四条皆有魏使李骞、崔劼同时出现，未见封述之名，或可做为旁证。
[61]《隋书经籍志考证》卷二一《地理类》，第5410页。
[62]《北齐书》卷二九《李浑附弟李绘传》，第395页。
[63]《北齐书》卷二九《李浑附弟李绘传》，第395页。
[64]《北史》卷六《齐神武帝纪》，第227页。
[65]阳松玠著，程毅中、程有庆辑校《谈薮》，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5页。辑校者在《辑校说明》中已经指出此条杨玠即阳松玠（第1页）。
[66]《谈薮》，26-27页。
[67]《魏书》卷六五《李平附子谐传》，第1461页。
[68]《隋书经籍志考证》卷二一《地理类》，第5410页。
[69]《魏书》卷十二《魏孝静帝纪》，第301页。李业兴原作李邺，据《北史》卷四三《李崇附李谐传》（1604页）、《魏书》卷八四《儒林·李业兴传》（第1862页）改。
[70]《魏书》卷十二《魏孝静帝纪》，第299页。北魏后期，宣武帝行幸邺城，李谐之父李平上疏谏止（《魏书》卷六五《李平传》，第1451-1452页），而李谐出使梁朝，则需为高欢迁都之举作合理辩护。
[71]《梁书》卷四八《儒林·范缜附子胥传》，第671页。
[72]《周书》卷四二《萧撝传》，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751页。
[73]《魏书》卷六五《李平附子谐传》，第1460页。
[74]《北齐书》卷三九《祖珽附弟孝隐传》云：“徐君房、庾信来聘，名誉甚髙，魏朝闻而重之，接对者多取一时之秀，卢元景之徒并降级摄职，更递司宾。”（第521页）。
[75]《北史》卷四三《李崇附李谐传》，第1604页。
[76]《北史》卷四三《李崇附李谐传》，第1604页。
[77]《北史》卷四三《李崇附李谐传》，第1604页。
[78]《南齐书》卷四七《谢朓传》，第825，826页。
[79]《北齐书》卷二三《崔㥄附子瞻传》，第337页。
[80]《魏书》卷八五《温子升传》，第187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