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剑随枪暮合围，寒风吹雪着人飞。
朝来道上看归骑，一片红冰冷铁衣。
这是明朝诗人、画家、戏曲家徐渭（文长）在一次抗倭大捷后写的《龛山凯歌》。诗未正面写战争场面，而从凯旋的“归骑”身上，显透出明朝将士为肃清倭患而浴血奋战之惨烈。这是在中华大地上进行的一场保境安民的正义之战。中日大规模的战争，明朝以前有两次：一是唐日之战，战场在朝鲜；一是元日之战，战场在日本。
公元645年，日本的政权易手，孝德天皇即位，组建以中大兄皇子和赴隋、唐的留学生为中心的政权，仿效唐朝，采用年号“大化”（日语的意思是“伟大的变化”，以后历代天皇均采用年号；今年，即2012年，是明仁天皇平成二十四年），实施一系列革新措施，史称“大化改新”。此后，日本进入封建社会，国势渐强。这一年，是唐朝贞观十九年，唐太宗亲率大军征高丽。当时朝鲜半岛是三国鼎立：新罗、高丽、百济。新罗在唐朝的支持下进行着统一战争。
唐高宗显庆五年（660），日本为恢复在朝鲜半岛的势力，中大兄皇子派2.7万兵力出征，联合百济的5千人马，对抗唐朝与新罗的军队。唐朝派兵出辽东以牵制高丽，另派苏定方率水军自山东成山渡海至百济，打败日本百济联军，生擒百济王义慈，划分百济地域为熊津等五个都督府。次年，日本加派军队至朝鲜半岛。龙朔三年（663）8月27日，中日两国史书上均有记载的白江（今韩国锦江入海处的一条支流）大海战爆发。唐朝水师7千余人，战船170艘，船坚且武器精良；日本水军万余人，战船千余，人多船多。日军首战失利，次日进攻又惨败。《旧唐书•刘仁轨传》说：“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日本用汉文编写，公元720年成书的史籍《日本书纪》，在第二十七卷也记载了这场战争：“大唐军将率战船一百七十艘，陈列于白江村。戊申（27日），日本船师初至者，与大唐船师合战。日本不利而退，大唐坚阵而守。己申（按，应为已酉，28日），日本诸将与百济王不观天象，而相谓之曰：‘我等争先，彼应自退。’更率日本乱伍中军之卒，进打大唐坚阵之军。大唐便自左右夹船绕战，须臾之际，官军败绩，赴水溺死者众，舻舳不得回旋。”大战之后，日本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转而更积极学习唐朝的先进文化，从而巩固了大化改新封建化的成果。而且，此后千余年间，未向朝鲜用兵。
1977年，日本出版了一本《蒙古袭来研究史论》（川添昭二著），言及元朝对日本用兵之由来：一个叫赵彝的高丽人，对元世祖忽必烈介绍了日本的若干情况，引起忽必烈要日本朝贡的念头。该书引录了忽必烈在至元三年（日本文永三年，1266年）致日本国王的信：“……故特遣使持书，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问结好，以相亲睦。且圣人以四海为家，不相通好，岂一家之理哉。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不宣。至元三年八月。”以后，又几次派使臣持信，但均遭日本幕府执政拒绝。
1274年正月，忽必烈下令高丽造船。10月3日，派2.8万兵力，900艘战船，从合浦（今韩国庆尚道马山）出发，攻占了日本对马和壹岐，在九州博多湾登陆。日军不支，节节败退。不料天黑之后，狂风暴雨骤至，元军船只多数沉没，只好匆忙撤兵。日本史书称此役为“文永之役”。次年，元朝派使节杜世忠持书至日本，幕府执政将其斩首以示坚拒。1281年，忽必烈再次发兵。5月21日，忻都、洪茶丘率东路军4万人从合浦上船，经对马攻博多湾，久攻不下。7月，范文虎（《新元史•范文虎传》说他是吕文德的女婿）率南路军10万（多数为南宋降将降兵）从宁波出航，渡海至北九州海面。月末，两路大军会合，谋划发动总攻。然而，猛烈的台风再次袭来，船翻人溺，东路军损失三分之一，南路军损失一半，4千艘船半数沉没。元朝只得再次撤兵。此役在日本弘安年间，日本史书称为“弘安之役”。《续资治通鉴》也载有这次战役，内说范文虎溺水后附乘坚舰得生，而他亲率的一支部队，除三人逃回外，全被日军歼灭。元兵征日虽然败归，但这史无前例的外族入侵事件，给日本幕府带来极大震动，对日本国人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影响。后来，有人极力渲染这是由于天神的佑护。这也是二战中日本“神风”队名称之由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