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写这个话题是从秦晖老师讲雍正大爱田文镜开始的，进一步想写这个话题是从单口相声大师锅先生大肆爆料以后的各种江湖传闻开始的，我是个悲观主义色彩浓厚的人，大多数人斩钉截铁地说可能会怎么怎么样的时候，我通常会往相反方向想，这不是我聪明，而是我灰暗。
皇上究竟爱贪官还是爱清官，这不是个非此即彼的问题，皇上可能两个都爱，前提是贪官清官都以皇上的利益为利益，急皇上之所急，想皇上之所想，在这样的大前提下，皇上可能更喜欢不爱财的清官，比如张汤；但对贪污腐化有雷霆手段的酷吏也并不那么厌烦，比如周兴；但皇上绝对不喜欢把百姓利益放在首位的清官，比如海瑞，你抬着棺材去叫板皇上，你不入大狱谁入大狱？这就让我想到老蒋让小蒋查国民党内部高官将领贪污腐化问题最后不得不罢手，因为老蒋深知，只有放任属下适度腐败才能保证他们对自己的绝对忠诚。
在《雍正王朝》里，田文镜是个好官，据说还得了皇上钦赐“天下第一巡抚”的牌匾，史书上说，雍正最喜欢三个人，其中一个人就是田文镜。田文镜办事认真，铁面无私，事无巨细均亲力亲为，为官也很清廉，做了近十年的封疆大吏家境却还是极为贫寒，子女亲属也没有从他身上借到什么光，清一色布衣。即便如此，田文镜还是被朝野一致斥为“酷吏”，官声民声都很糟糕。
田文镜为政严苛，在推行雍正新政时，为完成任务一味迎合上意，根本不管辖区内的实际情况，对下属和百姓残酷刻薄，下属呕心沥血推行新政但因未达到预期效果往往招来训斥和责打，百姓在丰年却因为田文镜全力推行垦荒、摊丁入亩、缴纳积欠而不得不拖儿带女地逃难，这也是天下奇谈。
乾隆帝的评价是：“河南自田文镜为督抚，苛刻搜求，属吏竞为剥削，河南民重受其困。”
《清史稿》里说，田文镜眼里只有皇帝一个人，满脑子想的就是怎样伺候好皇帝，让皇帝满意，即“希上指，一严厉刻深为治”。田文镜先后在河南干了八年，非但没有照顾一下河南百姓，为治下争点利益，相反，河南民不聊生，富者变穷，穷着恒穷。有一年，山东和河南都遭了水灾，雍正下令豁免两地一年的钱粮。但是田文镜却上奏说，虽然河南遭灾，但并没有造成实际的损害，士民踊跃缴纳钱粮。所以，本年度的钱粮，就不用免了，一文钱也不会少。雍正皇帝很满意，河南民众恨死这个省长了。
田文镜还特别热衷于向皇帝报告祥瑞。有一次，他送到北京一株生了十五个穗的谷子，说是盛世的祥瑞。其实，这是他在试验田里，特意培育出来，为的就是讨皇帝一个高兴。那时候，河南不仅有特别大的谷穗，而且黄河有那么几天，全省境内都清了，跟湖水一样，清澈透明。黄河经过黄土高原，大量的黄土进入河道，到河南境内，河水浑了几千年，人们都传说，圣人出则黄河清。是不是那几日黄河真的清了，没法核实，但是这祥瑞的马屁拍出来，皇帝还是很受用的。
但河南这个地方偏不争气，境内接连水旱灾害。等到乾隆继位后，河南境内饿殍遍野，田文镜打死都不开仓放粮，因为那是国家财产啊，怎么可以随便分发给饥民。。在《天下粮仓》里，钦差大臣刘统勋给乾隆送了一幅描绘河南灾荒的《千里饿殍图》，而在此前，田文镜却送了一幅《千里嘉禾图》给皇上。
但据说，即便如此，乾隆对忠心耿耿的刘统勋的评价也不如对田文镜好，可见，是否把皇上放在首位是衡量一个官员好坏的唯一标准。
在《人民的名义》热播的时候，我写过一篇《昏庸的清官比贪官更害人》，其中就写到，其实更早，《史记·酷吏列传》中的张汤﹑杜周之流都是“好杀伐行威不爱人”的酷吏，这些酷吏都有一个特点——以清正廉洁自居，张汤注意道德修养，失势后自杀，其家中“家中家产不过五百金，皆所得奉赐，无他业。其廉者足以为仪表，其污者足以为戒，方略教导，禁奸止邪。这些酷吏都喜欢动重刑，滥杀无辜。
司马迁在《史记·酷吏列传》里记有这样一件发生在张汤幼年时的小事。
“父为长安丞，出，汤为儿守舍。还，鼠盗肉，父怒，笞汤。汤掘熏得鼠及余肉，劾鼠掠治，传爰书，讯
鞠论报，并取鼠与肉，具狱磔堂下。父见之，视文辞如老狱吏，大惊，遂使书狱。”
这段话的意思是：张父因老鼠偷肉一事大发脾气，用竹板、荆条打张汤，体罚儿子。受了委屈的小张汤掘地三尺捕获盗鼠后，并非出口恶气一杀了之，而是一本正经地自设公堂，传布文书，刑讯定罪，最后宣读判决，将老鼠处以极刑，磔（肢解暴尸）于堂下。磔刑是远古残酷周刑之一，即今人俗语“五马分尸。”
担任公职多年的父亲见此情景“大惊”，从此发现了张汤的天赋，让他助理代案，专写司法文书。关于汉代诉讼审判制度，文献记载不多，主要描述就在《酷吏列传》及张汤审鼠这一段。
张汤仕途上的崭露头角始于公元前135年的陈皇后巫蛊案。陈皇后争宠，召集巫婆于后宫施法念咒。武帝下令严查此事。张汤借机发挥酷吏本色，网罗无辜。被牵连者达上千人。既而陈皇后被废。因办案有功，张汤升职为太中大夫，从此为武帝所赏识，一路青云直上。
公元前123年，淮南王刘安、衡山王刘赐谋反，事败自刭。廷尉张汤主审这场政治大案，揣摩武帝心意，乘机铲除宿怨，穷追狠治大显身手，“凡淮南、衡山二狱，所连引列侯、二千石、豪杰等，死者数万人”。张汤遂于次年，即武帝元狩二年，加官进爵，功成名就，开始了他人生中最辉煌的七年御史大夫生涯。
张汤的一言一行，从武帝角度看去，无不是唯皇命是从，绝对效忠，绝无任何私心，武帝自然认为他是个难得的人才，赋予他大权。而事实上张汤断案大多是遇上武帝讨厌的，就落井下石加重刑罚；遇上武帝喜欢的，就寻找借口法外开恩；遇上武帝不关心而与自己有隙的，就毫不留情一审到底，以排挤仇家为政绩，在维护皇权的幌子下最大程度地扩张己欲。
张汤又亲手制造了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史和法制史上最为严重的冤狱之一——腹诽案。
后来张汤在权贵们的合力构陷下，被逼自尽，死后全部家产不过500金。这是他为官一生的俸禄加上皇帝的赏赐。下葬时，张家仅以牛车送至地头，有棺无椁，这在当时是少见的。
李贽可以说是批判清官之恶的集大成者，在李贽《焚书﹒党籍碑》中可见这样语句：卓吾曰：“公但知小人之能误国，不知君子之尤能误国也。小人误国犹可解救，若君子而误国，则未之何矣。何也？彼盖自以为君子而本心无愧也。故其胆壮而志益决，孰能止之？”“余每云贪官之害小，而清官之害大，贪官之害但及于百姓，清官之害并及于儿孙。余每每细查之，万不失一也。”
刘鄂说，“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吾人亲目所见，不知凡几矣”。酷吏误国，清官害民，清官的昏庸常常比贪官更甚。
说这些个清官，其实想总结一句，贪官也未必会被弹劾，只要他绝对效忠皇上，和珅富可敌国，乾隆却待他如断臂，在乾隆看来，和珅除了好色和好货，在政治上还是靠得住的。只要你和珅不对我的政权构成威胁，你爱几个钱就贪去吧，把下这钱放在和家与放在爱新觉罗家没什么两样，再说咯，我需要的时候直接叫我儿子到你和家抄家就行了。后来果然嘉庆抄了和珅的家，杀了和珅的头，反腐没有扩大化，既占有了和珅的财产，又警示了手下的贪官。一块石头好几只鸟儿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