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明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非常动荡的朝代,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之后也同样如此。
但是由于朱元璋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政策,使得国家的经济得到了发展。
在这个时期内,百姓可以过上安定的生活,并且国家也逐渐开始强盛起来。
但这一时期我国境内的天气却十分反常,在冬季时,甚至有一些地区会出现大雪覆盖的情况。
根据记载可知:明朝时期发生过多次大雪覆盖全国的情况,这也是我国历史上再次出现“小冰河”的情况。
明朝的小冰期,因为极端恶劣的天气,导致自然灾害的频频发生,这也直接影响了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
地方志中的气温变化
在1400年到1900年的五百年间,我们国家的寒气年份并不均匀,是按不同的顺序排列。
在这五百年里,最冷的时期是十七世纪,共十四个严寒冬日,尤其是公元1650-1700年,江西省的桔子和柑橘林,在1654到1676年的两次寒流中被彻底摧毁。
在这五十年里,太湖、汉水、淮河三次被冻住,洞庭湖被冻住了三次,鄱阳湖地处南方,也被冻成了冰块,在这五十年里,我国的冰雪非常多。
据谈迁所记载的北京气候,与今天北京的气候比较,也迟了一两周。
更值得指出的是,在十七世纪中期,天津的河床结冰时间要比今天更久,约在1653年,谈迁自杭州至北京,于阳历十八日抵达天津,当时的河床已经结冰了。
一六五五年,阳历三月五日,谈迁从京回杭,北京的运河就开始融化了。
据谈迁的《北游录》记载,北京的运河一年中,一年的冰冻周期为107天,而1930—1949年间运河平均每年冰冻只有56天,可见明朝时的冬季气温之低。
明朝的内忧——小冰河期致使“闯王”进京
明崇祯帝(1628—1644在位),在1632—1641年的九年中,先后发生十次严重的旱灾,造成了巨大损失。
例如,1637—1643年,华北华北的降水较1956~1979年平均降水减少11%~47%,其中23个区域发生了4次以上的严重干旱。
历史上有记载,河北的一场干旱是在1628年,“夏朝,乾县干旱,千里之地”。
1633年,山西、陕西、西安、米脂等地发生了饥荒,粮食价格过高,造成了吃人的情况。
1638年,河南“春日,红风满地,白天似黑夜”。
1640年,山东连续干旱,灾民横行,安徽“四月天寒,草木皆损”。
1642年,安徽“春天,风雪,对视,生死相许”。
此外,还出现了浙江的嘉兴和绍兴等严重的旱情。
从1630年到1644年,河南境内连续九年发生干旱,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白洋淀、梁山和安山湖等地的湖水逐步枯竭,黄河和其他河流的主干部分也发生了断裂。
《莘县志》中也有这样的记录:春夏季,大干旱,日夜有雾。
虽然经常出现干旱,但洪灾也非常严峻。
以陕北为代表,崇祯时期,洪涝灾害6次,平均2.83年一次,黄河的洪水淹没了延安和绥德两个城市,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和人员伤亡。
洪水和干旱还在继续,蝗灾和鼠疫也是时有发生。
根据统计,明、清两代河南地区的蝗虫灾害平均为2.4年,在此期间,河南地区发生了严重的蝗虫灾害。
《明史·五行志》中有一段关于鼠疫的记载:天行大病,在朝发夕亡,于万历七年八月。
到了晚上,所有人都被吓跑了,城里空无一人。
由此可见,由于天气的干燥,导致了瘟疫的传播速度很快,死亡率也很高,给人类带来了很大的危害。
但同时,由于旱灾、疫病等疾病的频繁出现和传播,促使中医对中医的认识进一步加深。
“瘟疫”和“伤寒”和“温病”同属外感疾病,由“时运不正”所致,发病与人体的气血强度等相关。
干旱、水灾、蝗灾、鼠疫连年,造成了大量的人口减少,粮食产量下降,明朝朝廷的经济拮据,边境紧张,难民越来越多,百姓饿死,叛乱一次又一次地爆发。
为了渡过大灾,女真一直在与明朝交恶,最终导致了内忧外患。
1622年至1626年间,东北女真先后攻占了沈阳等110多座城市,山海关周围基本都是女真的地盘。
而在明代,由于灾情,人民饥饿,土匪横行,农民暴动。
崇祯年间,陕西至河南,武昌至成都,爆发了全国范围内的暴动,到了1635年,全国各地的农民起义组织已经发展到十三个,七十二个营,总兵力三十万。
根据资料,从明朝1619年到1643年,王二,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义在全国范围内不断发生:洛阳之战,襄阳之战(1641年),开封之战(1641-1643年)之战,成都之战等。
1644年,李自成带兵进攻北京,京城陷落,崇祯帝上吊自杀,宣告明朝灭亡。
明朝的外患——女真人受小冰期影响向南入侵
明代后期(1571~1644),我国北部地区气温偏高,初霜、降雪期提前36次,终霜降雪期推迟。
由于冬季寒冷,导致了极寒天气的频繁出现,北方的农牧地带降水异常稀少,沙尘暴日盛,每年都有更多的干旱。
女真族以农耕为生,农牧生产严重,家畜死亡,人民困苦,饥馑遍地,民不聊生,为了生存,他们主动向明朝宣战,向南方进军,靠着掠夺粮食,渡过饥饿。
例如明朝1618年抚顺之役,萨尔浒战役(1619),辽沈和西平堡之役,广宁、锦宁之役(1626、1627年),明崇祯十二到十五年(1639~1642年)的“松金之役”,女真一脉为了渡过大灾,避免民心涣散,积极发动战争,进行经济上的劫掠。
战争和寒冷气候造成东北和华北大量的人口流失和大量的南方迁徙,使北方的社会生产受到极大的阻碍,同时也加快了女真人的南下。
“小冰期”的真相和历史影响
“小冰期”这个词最初是1949年弗朗索瓦·艾米尔发明的,最初用于描绘“全新世”的最热时期,13、14世纪开始,世界温度在16世纪中期至19世纪中期间逐渐降低。
在国内,一般认为15-19世纪末期的低温循环是一个小型的冰期,当时正值明、清两代。
竺可桢在《中国5000年来的天气演变初步考察》一书中,对中国5000多年来的天气变化作了较全面的探讨,提出了一个关于中国5000年来的气候变迁的初步模式,并将其分为4个温热阶段和4个寒冷阶段,该模式还指出了中国古代的朝代更替和天气变化:
在一个暖季,往往会有一个庞大的帝国,那个时候,大部分都是广袤的土地;而到了严冬,中央皇朝的力量就会大幅度下降,边境的少数民族也会“兴盛”,异族的压迫也会随之增加,大部分的朝代,都会在气温较低的时候更替。
尽管我们不能说中央封建社会的盛衰只是天气变化所致,但是大部分的“更替”与“寒暑周期”的对应并不是偶然或巧合。
明代覆灭至今已有400多年,但关于明代覆灭的成因,学界仍有不同看法。
除政治腐败、吏治黑暗、农民起义、军事失利等因素的影响,气象变化也是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因素之一。
“明清时期”的主要天气特征为:气温和湿度的反常,冬天非常严寒,夏天非常干燥,水患频繁。
中国是一个以“小农”为主的农耕社会,对气候变化十分敏感,温度的不断下降,降水的变化,让庄稼生长的环境受到了极大的限制,造成了大量的作物产量下降,这是一种毁灭性的灾难。
明代中期和晚期,气候灾难的发生也是极其少见的,洪灾、旱灾、地震、蝗灾等天气灾难,都是在短期之内发生的,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气候灾害频发,不但造成了粮食减产,而且严重影响了畜牧业,造成了大批的灾荒。
频繁发生的天气灾祸,不但造成了明代中、晚期无法按时上缴赋税,又不得不进行救灾,使得本来就已很拮据的财政承受了很大的负担,因此,政府时常催征、增征赋税,使得农夫们更为痛苦。
特别在明代中期和晚期,因为政局的腐朽,以及土地的兼并,使得平民难以在当地生活,所以才会出现大批的难民。
在封建时代,“难民”始终是一个不安定的因子,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地加以解决,那么当“难民”与“饥民”的混合在一起,必然引起“农民”的暴动,从而引起“更替”。
“小冰时期”还导致了外来势力对中原的侵略,这也是明朝灭亡的一个主要因素。
在北部的少数民族区域,由于处于放牧状态,所以他们只能依靠草地和草地为生,随着气温逐渐转凉、气温逐渐下降、持续干旱,牧草的生长发育和荒漠日益加剧。
由于中原的生态系统受到了极大的破坏,牧民的生产生活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他们不得不向南方劫掠,以求一线生机,这对他们的统治构成了巨大的挑战。
努尔哈赤与明朝开战,就是想要抢夺资源,渡过这场大饥馑。
天气变化导致的天气灾难,不但对封建时代的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而且在精神上也产生了深远的作用。
在中国,古代的统治者非常注重灾难的发生,这种灾难仿佛就是“天谴”,是天道对人类的一种惩戒,每一个王朝违反了天道意志,都会受到天地的影响,若有神迹从天而降,那就是改变王朝的预言。
所以每逢天灾之时,朝廷除救灾之外,常常还会降旨自责,表示自己的错误。
明代中晚期的频繁的气候灾害,对当时的人们的心态和心态都有直接的影响,加之当时的政治腐化,民众生活困顿,人们自然而然地将这些祸患归咎于封建王朝,并将其归咎于“天怒人怨”。
世界上所有的人类历史都证明了,在工业革命到来以前,任何一个建立在农耕社会之上的封建帝国,都很难应付“小冰期”造成的巨大的气候变迁。
“小冰期”期间,世界上的饥荒、战争、更迭都是前所未有的,被西方学术界称作“十七世纪的世界危机”:英国内战、法国宗教战争、投石运动、德意志战争、宗教改革战争、三十年战争、俄国政权更迭、奥斯曼内部矛盾等。
结语
由此可以看出,明代灭亡并非单纯地由特定的朝代范式所致,尤其是与17世纪的世界史相联系,明代中叶,即《大明王朝1566》所描绘的“光与影”,并非唯一,也并非没有前车之鉴。
在不可逆转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小冰期”促使中国古代农业文化走到了尽头,并证明中国的“小农化”在封建制度下难以抵抗极端的自然破坏。
这种独特天气,使明代的消亡速度加快,同时也使中国封建主义统治的缺陷空前扩大,对中国人民产生了深远的冲击,即使是“康乾盛世”,也无法消除这种精神上的伤痛,直到20世纪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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