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三国演义》中的这句名言，道出公元280年三国归晋的结局。可惜这次统一为时甚短，晋王朝在十几年便造成天下纷乱，随之进入270多年的南北分裂时代。此后中国又一再出现南北朝对峙，几乎都是北强南弱，最终北伐无果、南征成功。
在冷兵器时代，农耕民族不如游牧民族强悍，黔首纠合的中原步兵同北国草原劲骑难以对等交锋，确是地理环境使北方人在武力上有些自然优势。不过中原统一王朝的政权组织力和兵器制造业应胜于分散的游牧部落，若再能培植尚武精神并发展马政，并非不可到塞外一决雌雄。汉武帝引两千年间无数英雄为之敬佩折腰的壮举，便是变消极防御为积极进攻，如急雨狂飙犁廷扫穴般驰骋往来于匈奴千里腹地，创造了农耕民族在百年骑兵大战中战胜强悍游牧民族的奇迹。
令后人为之感叹的是，曹魏后期至西晋时期，作为四民之首的“士”带头厌武倦战，玄学清谈、摆阔斗富成为时尚。篡魏自立为晋帝的司马炎，纳嫔妃竟达1.5万人之多，创造了中国历史上后宫之盛的最高纪录。出身豪族世家且以奸险著称的司马懿的腐朽孙辈，除了使整个社会风气日益颓靡，自己又演出拥兵互杀的“八王之乱”的争位闹剧。北方游牧民族乘机南下关内富庶区域，“五胡乱华”致使天下崩坏的局面一发而不可收。
西晋末代皇帝投降匈奴当了俘虏后，逃亡江东的士族拥立司马睿，定都建康（南京）建立东晋。南渡君臣虽常北望故乡，并有“闻鸡起舞”的祖逖一再率兵北伐，却至多能到达黄河边便退回。除了南方养马困难造成骑兵不足，想恢复中原的志士们总得不到偏安小朝廷及士大夫诚心支持。南渡移民的第二代、第三代成为社会主导者并适应南方气候后，更感秦淮金粉地、江南鱼米乡远胜北方，贪图安乐成了普遍风气。江南本地望族依赖朝廷扶助，也不希望皇室北还。
东晋末年军阀刘裕利用北方分裂出师北伐，于公元416年、417年收复洛阳、长安。宋代词人辛弃疾曾用“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形容这一南军的罕见战果。在此出现华夏可能一统的机遇面前，江南士族却群起反对北迁受风霜之苦，以至于“江南士庶引领以望反旆”，使刘裕最终只有“登高北望，慷慨流涕”。
东晋之后的南朝四代，皇室士族都谈佛论道，醉生梦死，连“仓皇北顾”的心情也全无。北方统一于隋朝后，南进成功便顺理成章。隋唐统一之后，五代和宋朝又出现长期南北分裂，而且始终是北强南弱。宋儒空谈败坏社会民气武功，尤甚于魏晋遗风。宗泽高呼“渡河”，岳飞怒发冲冦想“踏破贺兰山”，直至陆游临终仍想“王师北定中原”，都扭转不了“暖风吹得游人醉”的颓败世风。朱元璋利用反抗民族压迫的全国起义，进军大都驱逐蒙元成功，算是取得了古代北伐的难得成功。明朝随之承袭宋朝体制，又长期受制于北方，游牧民族骑兵横扫中原再现于历史舞台，南明的李定国、郑成功等人北伐也只以长叹告终。
以西晋为转折点的南北强弱易位，说明中国封建体制已趋于沉腐，“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大风歌》终成绝唱，偏安苟且之朝的衰败基因影响了一代代社会风貌。像南唐李后主那种以妇女残废为美的缠小脚变态审美观，居然推广近千年，以致影响了整个民族健康。不尚武的政权和社会，最终只能受强势者欺凌，文化落后的北方草原民族对中原征服又一再造成中华科技进步的停滞乃至倒退。回首那个引发内乱又迁往江东的晋王朝，实是奢靡苟安带坏社会风气的始作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