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远古时期的历史，往往因时因地因人之不同，或由方言的转述，或由地区性和族属的立场差别，或由故事的口耳相传，到后来头绪纷杂，线索极多。不是你中有我，就是我中有你，混混沌沌，麻麻扎扎。这些大麻烦一方面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同时也让很多史家退避三舍。旦凡史界有成就者，莫不言三代。也有个别深感材料有限，难为无米之炊。陈寅恪先生就是后者的代表人物。三代之糊涂账没有几个人能算得清。所花之精力往往费力不讨好。于是乎，几千年来，人们都凭借着前人所遗的那些资料和记载，你说他说我说，大体上差不多地夏商周朝便一路讲下来，三代便成中华文明史之发端，信史之源头。更有甚者，连三代一棍子打死，什么三皇五帝，全是后人的胡说。
司马迁在《史记》中讲三皇五帝，第一个朝代就是夏，笔墨不多却是讲得明明白白。夏由禹始，以桀终，历多少代，来龙去脉清清楚楚。老祖宗写下来的东西，并且司马迁本来就是一位伟大的史学家，治学向来严谨，其成果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优秀典范，是信史的根本，勿庸置疑。后来者的史命只是想方设法读明白前人的所记，使较粗的线条变得丰富、准确、清晰起来。
当代中国之于夏商断代也是给予厚望。因近百年以来考古成果层出不穷，科技手段日益先进，更增加了人们对这远古时期历史本象探索的愿望。国家组织了一批专家进行了夏商断代工程的研究工作，其动机目的都无可指责，但实际上的效果却并不理想。断代工程的结论给出了几个划分的年代数字，如将夏定为公元前2070年，商为前1600年，周为前1046年，但却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夏商断代的最为核心的重大科研问题，这是一大遗憾和不足。
在中国古史的研究上，三代研究中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夏商断代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却是有史学以来解决的最不好的问题。这是我的看法，可能没有多少人能同意。我的看法是，古往今来的史学家们，都陷入了一个不自觉的巨大历史迷宫之中，左冲右突却始终不得要领。思维受到错误的牵引而不知，固步自封而自喜，沉迷其中而自足。这个迷宫就是将夏商看作是有前后继承关系的两个朝代，夏为初、商为继，各领风骚几百年。这样一个长期以来人们所认定的一个常识，结果却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正是因为这样的定位，于是我们才无法面对众说纷纭的古史记载，无法理清各种矛盾记载之间的关系，无法寻找确认相应的考古学年代的成果中夏商的准确定位，无法找准夏商对接的历史轨道。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有部分新生代的史学研究者开始不断地怀疑夏朝的真实存在，并已经开始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提出了一些问题，有了初步的坚定怀疑的信念。认为夏的存在确有诸多的矛盾之处，但夏和商的关系也没能理清。因为论证的方法和思路还有欠缺，因而还没有形成系统的论证，也没能提出新的断代结论，对现行的夏商周三代断代的权威主张还难以寻到有力的批判武器，也不能寻求更多的变更论调的支持。看他们的研究有如观中国足球，老是要么停滞不前，要么临门打偏，让人着急。但他们是中国古史研究的未来，其所表现出来的追求真理的勇气和敢于质疑权威的自信让人高兴。假以时日，他们所能拿出的成果肯定会超过当代的权威。
因为有了一个夏代，前后还好几百年的统治时期，确定他们的活动范围和统治的领域就成为夏朝史研究中不可回避的一个课题。但这个课题的研究在史界却是进行的十分困难。古史中有“西夏东殷”之说，于是在中原西部的版图中寻出一块夏人的活动天地就是必须要有的结果。找来找去，史家们只好将晋南、豫西、陕东一带很小的区域算作夏人的根据地。可是在古史的记载里，有非常多的记录表明，禹定天下九州，执玉帛者万国，治水行天下，其活动的范围又是极其的广阔。《晋书-地理志》：“夏后氏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南浮于江。”这两者间的矛盾总是无法得到化解。
因为有了一个夏代，考古学成果中也要有证据支持才是。专家们找到了二里头文化，不管是分成多少期，总得有一期是夏文化。但是二里头文化从始自终满是商代的色彩，早商和晚夏却并不分明。没有那个专家敢于理直气壮地说起二里头那一期就是鲜明的夏文化，心中总是打鼓。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发现河南省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以来，考古发掘工作持续了四十多年。经考古研究，其年代最早距离今天约有3000多年，其城也兴盛了300多年。因其存在的时间和所处的地域与古代文献中记载的夏商王朝大致对应，故史学界和考古界一般都认为它是夏王朝的最后都城。在2002年上半年，又出土了一座遗存丰富的贵族墓，以一巨大的绿松石兽面“龙”以及部分铜器、玉器、白陶、海贝等上百件文物而震惊于世。所出的所有物品，均具有强烈的商文化色彩，其中的玉鸟、鸭形陶器、铜等，都与东部华北一带的古文化有紧密的联系。其中的那条绿松石巨“龙”，面貌和河南省新密新砦遗址所出陶器上的兽面纹图案相同，是一种猫科的动物模样，这种动物的图样早在新石时代晚期磁山文化、北福地文化中就有类似的版本出现，而这一带也正是古商人的发源地。因此，将二里头文化定为夏文化并有别于商文化是十分困难的。
因为有了一个夏代，好些历史上的记载都反映出夏商老往一处扎堆。比如，常说夏都在偃师，可早商的中心一说是在巩县，一说是在郑州，始终都有一个距离夏的腹地太近的毛病。《左传》中有：“桀迁鼎于商”，《墨子-耕柱》中有：“陶铸于昆吾”，夏人在商地完全如自家一样自如出入，且都距离夏都很近，成汤完全没有在夏之心腹之地拥兵自重、揭竿而起、坐大建都的条件。当时还有一个叫伊尹的官僚，可能是个能臣，一会在夏当官，一会在商当官，来回好几个反复，两边的君主竟然都能认同这种“职业经理人”的出现，真是咄咄怪事。大禹的父亲治水没有成功，天帝命令祝融将其杀害于羽山；而几百年之后，到了成汤灭夏时，祝融又一次助汤灭夏，降火于夏城。（《墨子-非攻下》）时间上虽然相跨几百年，可是祝融这个火正官都要出来和夏的国王过不去。大禹的父亲治水不成而被杀，可还偏要将治水的任务又交给他的儿子禹接着干，最后还要将王权一并交出去。这样的记载古人早有怀疑，此事太有悖于常理。可惜的是这种怀疑没有深入进行下去。
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有这样的记载：“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故黄帝为有熊，帝颛顼为高阳，帝喾为高辛，帝尧为高唐，帝舜为有虞。帝禹为夏后而别氏，姓姒氏。”这些记载前后有些矛盾。前面讲到禹都是同姓，后面为何到了禹又变成姓姒氏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矛盾？司马迁给我们列出的三皇五帝体系中有没有错误？有无虚例重复的问题？这个矛盾的出现应当引起我们的警觉。但因为我们从不怀疑司马迁，于是总会按照司马迁所描绘的路子看待夏商周，于是我们也就有了一个长期以来固守不变的有关夏的大概故事的轮廓：禹是黄帝的嫡孙，其父却没能当成帝，只成了舜时手下一个治水的大臣，却因为治水不得法，九年都没有成功，于是为舜所弑。大禹继承了父业，得到一些人的支持终于治水成功，立了大功，威望浮众。到舜死之时，大禹高风亮节，回避权位之争，但是众望所归，人们并不推举舜的儿子，禹于是坐上帝位。几百年以后，舜的那支后人又从禹这支手中夺回帝位，建立了商朝。这样的故事都有一些史料为支撑，到也能自圆其说。但同时，也有夏代各朝中除禹之外其后代面目为什么总是模糊不清？夏的祖先、商的祖先、周人和祖先竟然是差不多同一个时期的人，那么这三支不同的部族在地望上为什么总是挤在一处？
商代的远祖专家考证后认为是帝喾，灭夏的商王成汤自是帝喾的后代。而颛顼是大禹的祖父。照理这是两个各自独立发展的不同部落或氏族，但奇怪的是这两个并行发展的部族居然全都与一个叫有莘氏的小国攀亲，且攀亲不止，好象这个位于河南濮阳一带的小国专门出产古代的美女。先是大禹的父亲鲧娶了位有莘氏的贵族叫女嬉，生下大禹。过了几百年后，禹的后代也就是最后一位夏王桀，又娶了一位有莘氏的贵族，名叫妹喜，连名字都和老祖宗娶的媳妇都有几分相似。而商家一系也是不甘示弱，成汤王为了得到那位叫伊尹的能臣，也娶了位有莘氏的美女当媳妇，并将伊尹当成陪嫁带到了商，后来这个伊尹助成汤完成灭夏的大业。
《吕氏春秋-古乐》：“颛顼生自若水，实处空桑，乃登为帝。”空桑当在河南省陈留。《左传》昭公十七年：“卫，颛顼之虚也，故为帝丘。”这又指的是濮阳，距离陈留很近，有莘氏和颛顼的领地又有重合。所以有人就认为说是有莘氏与夏同姓，然而同姓结婚又不通。
《国语-郑语》：“黎为高辛氏火正。”同书的《楚语》中又说：“颛顼受之，------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一个商代的祖先，一个夏代的祖先，却都同时拥有一个叫“黎”的火正官。前边夏商两家都有一个伊尹，现在又同有一个火正。
然而最为离奇的还不止这些，而是夏朝和商朝灭亡时期结尾的故事，两个朝代的灭亡从始自终几乎全是彻头彻尾的抄袭和克隆。对此，早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袁珂先生就已经提出过他的困惑，并在他的大作《中国古代神话》一书中有过精彩的的描述：“夏王朝的末年，出了个昏王桀，殷王朝的末年出了个昏王纣。纣的故事看起来，几乎就是桀故事的翻板。不但故事相同，连出埸人物也不两样：桀有一个妹喜，纣有一个妲己，而且据说都是两个‘坏女人’，弄得他们亡国破家的；桀的敌人有成汤，纣的敌人有周文王和周武王；成汤伐桀，有贤相伊尹做辅佐，文王、武王诛纣 ，也有吕望即姜太公给他们爷俩帮忙；最妙的是，桀曾把成汤囚禁在夏台，然后又把他给放了，纣也曾囚禁文王在麦里最后又释放了他；使人怀疑是否出于同一个传说的分化。而比较接近历史真实的纣的故事，倒颇有付会在远年荒渺的桀的身上的可能。”（《中国古代神话》中华书局，1960年，290页）
袁先生的怀疑不是没有道理，只可惜没有沿着这个思路深入地追究下去。否则，我们也许更早就能揭开夏商历史的真相。在袁先生那里没有提到的还有，桀和纣都修筑了一个瑶台，都搞过酒池肉林这种荒唐的玩意儿。成汤伐桀用了十一年，而周文王受命诛纣也是用了十一年。夏桀时期中国曾发生过大的地震，伊、洛水干，这个灾难也是促使夏朝灭亡的原因。而商纣时期也是，照着夏朝的样子来地震，山崩地裂，三川干涸。
两个相连前后继承的朝代，其末代皇帝的命运结局尽管从时间上看跨越近千年，却依然是如此惊人地一致，这只能说明在两个相同的故事之中，肯定有一个是错误的。周代讨商纣年代较近，变异的可能性相对要小很多，因此故事可信的成分自然要大许多，夏的故事，肯定是一个错误了。
夏和商之间的这一系列化的雷同关系，让人想起“若有雷同，纯属巧合”的戏剧用语在这里完全不管用。这种雷同的关系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只有一个：夏商本就是一家人，既有将夏代商的全代重复，也有商代内部部分的重叠，还有一个朝代早期晚期名称不同的因素搅在其中，三相混杂，乱成一团。但最核心的错误，就是将两个不同地区古史资料中对同一个朝代的记载当成了两个不同的朝代。
夏、商两字在古代中国的东西部方向不同地区古代居民读音相混的可能性较大，接下来如大禹和大乙，桀和纣，都有这种口音相混的可能性。西汉以前的许多古文献中用字还爱用通假的方式，音同音近字不同的使用方式很普遍。如“居”和“车”，“只”和“智”等。所以夏商相混很可能与此习惯有关。远古时期帝系中的许多人名，都混有通假的问题，需要认真清理。商代早期中心在河南省西部，如洛阳夏阳一带，故也可简称为夏，后迁豫中简称殷。古人说“殷”就有中间的意思。古史资料中关于夏商的记录可能分属于东西两个文字记录的体系。《博物志异闻》中就有“西夏东殷”之说，可以为证。这里所讲的西夏，可能就是西部居民对东方居民的的称呼。在西藏语中夏就有东方之意，藏语中的“夏后氏”就是指生活在沟川中的东边人的后裔。据我的研究，其实大禹就是大乙，夏的对应就是商。帝王世系部分另有专文论述。
司马迁著《史记》时，在对大禹时期的史料引用上，明显有所用资料为西方人的记录体系的痕迹。如所谓禹出西羌和汶川、岷山等西部的地名。在西藏最古老的传说中，有讲他们的远祖在穆氏王朝时向东部迁移的情况，并且在白令海峡没有形成陆地相连时到达了北美。中原的禹就是这支穆氏的后人，因此才称为禹出西羌。但司马迁之前的一些中原人氏将这些距他们生活的年代约有2000年左右的古史传说，错当成了中原商之前的一个王朝，到司马迁的手里，也没能分辨出来，将错就错，写入《史记》，让后人费了心思也想不明白那错究竟在那里。更多的人则是一点都不相信司马迁会出错。开玩笑，史界的祖师爷出错不可能，要错也是我辈学艺不精所致。
史书上的夏朝出过三件大事：有过氏灭夏、少康中兴、夏桀亡国。但就是这三件大事都和商朝的三件大事差不多。第一件和有易氏杀害商王亥，其子上甲攻破有易氏为父报仇的情节一样。《尚书》中记有“有扈氏”，和“有过氏”看来也是指的一回事。少康中兴和成汤振兴相类似，“康”和“汤”的发音也很接近。而夏桀的亡国则更是和纣亡国一样了。
商代早期的远祖，有不少和北方“有易”部落之间恩怨情仇的故事，而夏代早期的禹故事却多发生在南方了。有易被商所消灭以后，才慢慢变化成为摇民，南迁又成苗瑶一系的古居民。大禹打三苗的时期，肯定不是商代早期。所以，大禹这个人物，应是个身分重叠的角色。单就叫大禹而言，极可能是和大乙相混了。而从实际的功绩而论，他又更多地应是商人的先祖中那位治水的英雄“冥”，在商代中后期时地位突出，是经常祭祀的对象。大禹的功绩主要在治水和打三苗，而这两项工作很可能是分别由冥和成汤来完成的。成汤这个商代中期的国君的身上又混入有周文王的事迹，将文王灭纣提前附加在纣的先辈身上。仔细考察成汤的政绩，除了附会在他身上的灭桀功勋外，找不出什么另外特别的突出事迹，这同一般具有开拓性帝王常有的雄才大略、丰功伟绩相比明显欠缺不少。成汤的权力是和平地从他父亲“癸”的手中继承而来，没有什么政变之类的故事。可是令人特别注目的是，成汤所推翻的邪恶统治者夏桀，居然名字中也有一个“癸”字，叫“履癸”，真是让人不能不想桀——履癸其实就是成汤的父亲癸。《吕氏春秋-慎大览-慎大》中记有：“汤立为天子，夏民大说，如得慈亲，朝不易位，农不去畴，商不变肆，亲鄔如夏。”这是指汤从其父手中接权当天子才对，而不能说成从夏桀手中接权。但夏民对汤的态度全没有一点异族统治下的反感和反抗。按常识的解释，夏为盟主，商为属国，两者并行发展好几百年，史料中从无夏的专横，也无商的抱怨，两者和平共处从无冲突的记录，独到了成汤时期突然就忍无可忍了，于是将夏灭掉。这样的结果总是让人感到突兀。不论从考古学的证据还是古甲骨文记录来看，都有商和北面、东面、南面夷方之间的频繁战事，就是没有和夏的战事记录。而商代早期（同为夏代早期）也没有和三苗方面的打仗的证据支撑。俞伟超先生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曾写过一篇《先楚与三苗文化的考古学推测》的论文，对这个时期的重大问题都进行过有益的探索。俞先生的文章提到，史料中记载第一次中原王朝征战三苗是舜时期，舜本人都因打三苗而死。这次的结果是放四于四门。而第二次征三苗则是在二里头和二里岗时期，黄河中游一支文化深入到长江中游地区，造成当地土著文化的中断，这个时期就对应于夏朝的大禹时期。（《文物》1980年，第10期）
但就是这件极为重要的发生在大禹身上的历史事件，同样推敲起来还是漏洞百出。不论是按《史记》还是按照屈原在《离骚》中自己的说法，三苗都是帝高阳的后代。《山海经-大荒北经》中也说：“颛顼生鹳头，鱹头生苗民。”而大禹本身又正是帝高阳的孙子。《礼记-大戴礼》中讲：“请问禹？孔子日：高阳之孙，鲧之子。”同书中又有一说大禹是黄帝的孙子。“黄帝产昌意，昌意产高密----------是为禹。”在这个时期大禹没有理由对自己很近的兄弟或者说堂兄弟进行大规模的讨伐战争，况且两者几乎同时也不可能就已经分化成两支人数众多的不同部族。但这件事情如果是放到成汤大乙的身上，则合理得多。经过那麽多代人的分化，三苗的自身特性也很充分，尽管和商人同有一个祖宗，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总是存在。从大禹对待三苗的态度上看，他们之间的隔阂已经是相当地深。《墨子•非攻》详细记载了这场战争的经过：“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乎市，夏冰，地坼及泉，五彀变化，民乃大振。高阳乃命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电诱祗，有神人面鸟身，若瑾以待，搤矢有苗之祥。苗师大乱，后乃遂几。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为山川，别物上下，卿制大极，而神民不违，天下乃静。则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墨子•兼爱》还记录禹出征前的誓言：“济济有众，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这个阵式和态度没有一丝手足同胞的影子。
再从时间上推 算，以二里头或二里岗为起始点，其中的错位现象也是很突出的。二里头一期距今的年代约为公元前1600年左右，若以此时为大禹时期则到桀时约为前1200年左右，加上商代的600年，则周灭商的年代就朝后推迟了400年，显而易见，这种的推断不能成立。如果以这一时期为夏之末年桀的时期，则往前推个400多年，大禹征三苗的记载时间又对不上了，考古的证据也没有出现。因此，将二里头文化定位于夏是有问题的，而定位于商，则可以弥补其中的许多矛盾之处。
如此之多的文献记录都记载了各式各样大禹的事迹，有许多时期上的错位、人物关系的错位、地理环境的错位，有许多矛盾的记录。其中的原因最为主要的是在夏或商的早期，还没有形成完整的文字体系，也没有形成如实完整记录社会生活重大事件的记史传统。因此，那个时期的许多历史事件并不是由史料流传下来的，而主要是由人们口耳相传流传下来，并且因为所传部族流转迁移、时间消磨、自然损耗等因素的作用，造成各种差别。到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是各种版本都有了。试想，到了司马迁的时代，要对没有多少文字记录的，发生在他之前2000多年前的历史事件有一个较为准确的了解本身就是件相当困难的事情。所以今人对那个时期关于远古时代如商代早期的许多古文献的记录，一定要以一种以主要的事件为中心，摈弃细节的考证，综合因时因地因人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结合现代考古的成果加以印证的方法，从中抓住问题的核心。切不可在矛盾的记载中去非要论证一个对错来。因为很多时候，两种对立的记载还不完整，都只涉及了事情的某一个方面，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关于夏朝的积年，有两个说法，《竹书纪年》：“自禹至桀十七世。”《史记-夏本纪》也同此说。而在《路史-后纪》中：“十七世，汲纪年并穷，寒四百七十二年。”在具体年分上相差一年。而商代的积年也是十七世，具体年代比夏代长。但两朝都经十七世王，也是相似度相当高了。古人影响最大的《世纪》体系，将夏定为432年，商629年，周867年。但这个体系的毛病就是周的积年太长，周的年代总对不上号。影响较小的是《纪年》体系，和《世纪》中的数字不同，特别是将周的积年扣除若干年。元、明之际有人后修了一部所谓新版的《纪年》，更是在商中扣除120年，西周扣除60年。这些古史资料所反映出来的古人在夏商周三代积年的计算上斤斤计较，口径不同，并不是古人笨到连算术都要算错的地步，而是古人已经发现在三代积年问题上有重大错误。只是没有人能跳出三代之外来看问题，而是埋头在三代之中绕圈子，拆东补西，力争能自圆其说。但因为是结构性的缺陷，补救的办法行不通，往往会顾此失彼。
商代时期甲骨文字已经相当的发达和完备。当时社会已经有了重大事件占卜并加以记录的传统，因而关于当时社会中的一些重大事件以后人而言，总是有迹可寻。然而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全部商代的甲骨文中，竟然没有一丝其宗主首领夏朝的影子，既不记录夏对他们的恩泽，也不记录桀的无道，更无商如何将夏消灭这一重大历史性战争的点滴印记。好象夏与不夏全同他们商人无关，夏的存在只是一个虚幻的表象。商人对西方的方、北方的鬼方、东方的夷方，都有战事的记录，独这紧挨着的夏却了无踪影。
专家论证说夏人活动范围当在太行山之西到晋南一带，这一地区又正好是周人传统领地，两者的重合不知如何解决。周人之祖稷也是大禹时期的人物，还是主管农业的部长级领导。但从周人对夏和商的认识上，也可看出两点大矛盾：一是周人向来自认为自己是夏的后人，其所居的疆土也是从夏人那里继承而来。《诗-周颂》：“我求懿德，肆于时夏”，“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如果周和夏是并行的关系，如禹和稷的关系，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继承关系。二是周人又同时自认是商人的后人。周人不仅要祭商人王成汤和太甲，连商人的始祖也引为祭祀的对象。商人的先公相土，很可能就是那位黄帝，也是周人的神社。许倬云先生在研究西周史时，对这个现象就大感困惑。《礼记•祭法》中有一个说法引人注目：“厉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农，能殖百谷；夏之衰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这说明在周人的眼中，夏商本就是一家子。周人的甲骨文中同样也是没有一点商伐夏时的一点影子。夏是商的领导，更是周的领导，夏对周的统治是残忍还是仁义，都无从得知。商伐夏时，周是喜是悲也全无表现。
古人将远古的历史分为虞夏商周，但在他们的眼中，这样四个时期全是一个氏族的体系沿习下来而成的。中国古代在很早的时期就在中心的区域形成了继承有序的大一统政治领导体系。物质领域、精神领域都有了初步的分工和专门化的主管。当时特别重要的社会活动祭祀，也有了完整的规仪和程序。《国语》：“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效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效鲧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效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效稷，祖文王而宗武王。”从这个体系观察，四个阶段的祖源都是同一的，区别只在于对最近的先祖排位进行一些调整。《左传》僖公10年、30年中有所谓“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鬼神非其族类，不歆其典”的记载，也让我们明白所谓虞夏商周间的关系原本不是异类的打破和掠夺，而是同根同脉。中华的大一统传统源远流长。按古人的说法，夏之代虞、商之代夏、周之代商，都是同根分支之间的时期替换。
当代西方的史学界一般都并不认同中国古史中有一个夏代存在，他们只认同商代是一个清晰的存在。他们否定的理由只在于至今没有发现具有明显夏代特征的考古文物或考古遗迹。这样的否定是有道理的。但是他们却没有能够讲清楚为什么中国古史之中又有那么多关于夏朝的史料记载。而中国的考古家和史学家们，却从来都是对在商之前夏的存在深信不疑。他们进行了种种的努力来试图证明自己的观点。西方的专家将这种努力讥讽为中国人是为了“吹嘘自己有世界上最为古老的文明”。他们的这种讽刺却是他们无知的表现。中国文明的古老和悠久不用任何吹嘘，随意所指便可证明。中国史家的争夏之举并不是为了吹嘘自己文明的长远，而只是他们没有从错误的坐标中跋出脚来。没有了夏，也并没有缩减中国古代文明的历史。从商的第一任国君算起，中国从初级国家形态下的文明史算起来，同样还是古老的。若算上大汶口文化、仰韶文化向西方的传播和扩散的历史，则更是源远流长了。中国专家的努力，只是方法上的错误，并不能改变中国古代历史的实际情况，所欠缺的，只不过是揭开这些真相的途径和方法。西方史学的研究和中国不同，因为文明的历史太短，因此用不着什么复杂的方法便一目了然了。
事实已经证明，按现有的路子在夏商断代问题上是越走越窄，从近代算起也走了上百年。夏已经被压迫的只下一点点扃平的空间。新出的考古资料越多，夏便更无落脚之处。那么多的大家英才投身其中，呕心沥血，百折不挠，却终没能走出围城。关键是没能置身事外。没有找到一个全新的视角从全局俯瞰全部的线索。“跳出三界外，冷眼修菩提”。事到如今，我看夏商朝史中的这些种种混乱之处，实际上就是横生生地生出了个夏朝来后造成的。夏要么就是商，要么就是商朝中的某一阶段，总起讲，就是夏商本一体。说夏就是说商，东西部居民口传古史记录的差别造成。商从契起算才是正理，也可说夏是从此算起，而从成汤起算则大有问题。没有了夏朝，历史并没有少了几百年。唯有扣掉夏代单独存在的假设，而只作为先商的一个名称，则全部的疑问和矛盾都可以得到顺利的解决。有了这个大的思路和原则，具体算账、对接、清理整顿等一系列化工作便可进行了。自此，夏商断代工程便会获得突飞猛进的新进展，一系列的新研究成果都会涌现出来。因为我们搬掉了一块堵塞我们思维的脑梗阻，周身的血液流畅，身心通泰。我的这个论断应该是目前为止对夏商断代最为合理的解释。线条还粗了些，但大方向却不会有错。希望史学界由此为起始，沿着这个思路探索下去。 新的时代要求当代的学者要有更加开放的胸怀、思维、眼界，拿出更加科学的成果，不负伟大的人民。
